走近昆德拉——由《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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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捷克裔的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传入中土，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近几十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域外作家之一。经译者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他的主要作品已大多译成汉语，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仅在文学圈内脍炙人口，而且一度成为流行读物，成为文青和成功人士标配的枕边书。出自中外评论家学者之手的昆德拉传记也有数种问世，只是因为昆德拉后半生移居法国后常年躲避媒体，处于半隐居状态，而且他刻意抹去有关其个人私生活的痕迹，因而将他的传记作者们推入了一个无处施展拳脚的窘境。手头这部《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问世于昆德拉辞世的2023年，它定格于这位捷克游子在其生命旅途中最后那些瞬间，以这别具一格的“告别的仪式”向这位终老巴黎的东欧天才作家致敬。

《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法]弗洛郎斯·努瓦维尔 著，袁筱一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此书的作者弗洛郎斯·努瓦维尔从年轻时就是昆德拉的粉丝，醉心于他的诸多作品，日后又和昆德拉及其夫人薇拉成为朋友。努瓦维尔曾创作过多部传记作品，传主中包括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和法国女歌手妮娜·西蒙，照理说她是昆德拉传记的理想作者人选，但《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显而易见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著作。它不是私人回忆录，不是学院风格的玄奥艰涩的理论阐释文字，不是轻盈飘逸的随笔，但也不是基于感性体悟的洋洋洒洒的评论，全书由170余篇长短不一（大部分短小精悍）的文字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像是用线绳缀合而成的一大叠卡片，随兴涂抹着零零散散的札记。十万多字的体量，配衬上近百幅照片，聚焦昆德拉的生平及其著作，旁及他的青少年成长时期，还插入了诸多趣闻逸事。在书页中你找不到对昆德拉作品的详尽介绍，这对读者提出不低的要求：在阅读此书前，你必须是半个昆德拉专家，至少对他的代表作有所涉猎，否则这本书对你无疑将成为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在努瓦维尔书中浮现出的昆德拉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不难发现，《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的作者不是一个精细的肖像画家，她并不试图将昆德拉的五官体态肌肉衣装惟妙惟肖地描摹而出；她也不是目光犀利的批评者，将对象安置在CT影像中条分缕析地剖析展示；虽然是昆德拉的崇拜者，但这也不是一本粉丝向偶像狂热地倾吐爱慕之意的情书。它处理的对象是一个古怪的作家，照尼采在《朝霞》中不无刻薄的论断，“这些艺术家作为个人多半是顽劣、任性、嫉妒、暴躁和不好相处的；与其作品的欢乐和崇高的效果形成鲜明对照”。努瓦维尔只是昆德拉夫妇的朋友，在年龄上也要小数十年，她无缘深入对方生活隐秘的最深处。她能做的，是将她对昆德拉作品的所思所感，加上她当面接触的印象，以及数十年来围绕他本人和作品的评论争议，缀合成一组或轻缓或激越的变奏曲，以近乎碎片的方式展现这位自称为“被错置于一个极端政治化的世界里的享乐主义者”形象的方方面面。它们之间并不严丝合缝，相反存在着不小的悖谬、矛盾、抵牾，而昆德拉的形象正是在貌似不和谐的断片残简中脱颖而出。

毋庸置疑，努瓦维尔书中的昆德拉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并无太大的出入，她并没有提供一个富于颠覆性的另类昆德拉形象。他出生于捷克的小城布尔诺，那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是上世纪初先锋艺术家汇聚的十字路口。如果缺乏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这座神奇的小城所受的熏染，昆德拉能否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作家真不好定论，即使他能成为作家，也许会以另外一副面目登场。可以说布尔诺是理解昆德拉个性与艺术风格的钥匙，它哺育了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而他父亲的音乐造诣也在其作品风格上烙上了难以抹除的印记。它成了昆德拉毕生魂牵梦萦的故乡。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

尽管历经诸多政治风云变幻的磨砺，昆德拉并不是一个执着于某个政治理念的作家。他的作品最初在西方文坛暴得大名与其特定年代的政治烙印有着不解之缘，但他关注的更多是超越于具体现实层面的人的生存境遇。他以某种“华丽的怀疑主义”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不无荒诞的世界，他曾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如此夫子自道：做一个小说家，“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他数十年创作历程中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大胆地质疑人们心目中的神圣真理，“找到一个主题，一个伟大的词，将它浸在幽默的酸水中，再加上一撮反讽”。他写出的小说与其他众多作家不同，可谓是“通篇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面对这残酷悖谬的生存世界，昆德拉没有以金刚怒目的斗士出现，而是以貌似轻松的幽默的方式来应对，籍此“深入到一个笑话的黑色深处。”这一反讽的特性在他晚年的封笔之作《庆祝无意义》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我的朋友，呼吸吧，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尽管在风格形貌上大相径庭，昆德拉和创作了“黑色幽默”扛鼎之作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殊途同归。

据此人们很容易给昆德拉戴上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帽子。但有趣的是，在努瓦维尔眼里，昆德拉虽然不相信人类也不相信人类有什么美好的未来，“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不妨碍他笑，因此而笑。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想起的就是这样一个正在笑的人。有享乐，有愉悦，甚至在完全没有希望之时也自有一种美”。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昆德拉的这种生存与写作的姿态视为一种斯多葛精神的现代翻版。和古希腊的先贤一样，昆德拉拒斥一切多愁善感的情感宣泄，在认识周围世界的本性后，以坚韧的意志与大无畏的勇气承受不可预知的命运的威压，达到“不动心”的超然境界。纵览昆德拉的一生和作品，他不愧是一个斯多葛式的英雄，在一个他称之为“远比悲剧可怕”的喜剧式的生存境遇中，他以清醒的目光打量着它，既不谄媚，也不痛心疾首呼天抢地，而是投以幽默的一笑，这并不是和稀泥，与之廉价地妥协，而是保持着一方天地中的自由和对生命的挚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写作才成为一个古怪的念头；成为一个作家，更是怪上加怪。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写作就是庆祝无意义，在嘲讽它的同时又永葆对周围世界的爱意。而这正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世界的意义之所系。

原标题：《走近昆德拉——由《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想起的》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王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