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名商行老板被举报是国民党，陈毅：恩来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1949年6月下旬的一个闷热午后，上海市府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台下商界代表交头接耳，视线却不约而同落在主席台左侧那位瘦高个——他穿着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却分明是昔日西药大行“广大华行”的总经理卢绪章。一张匿名信被塞到会务人员手中：“此人曾与国民党高官过从甚密，疑为潜伏特务。”几分钟后，十几封同样的“揭发材料”又摆在陈毅市长案头。场面一度剑拔弩张。

陈毅瞥了眼纸条，嘴角微翘。他示意会场安静，对身旁的卢绪章半开玩笑：“卢老板，小心啊，差点就把你送进看守所。幸好恩来同志在，要不我也保不动你。”短短一句，把暗流推向高潮。随后公布身份——“周恩来同志亲自证明，卢绪章是我党多年的地下交通线。”堂下一片嘘声，惊疑转为释然。这一幕，为卢绪章近二十年的双重人生画上醒目标记。

追溯这名“资本家特工”之路，得从1911年6月说起。浙江鄞县小沙泥街的米行里，一声婴啼落地，父母给男孩取名绪章。商人家庭的清规戒律，把“勤谨”“义利”刻进他骨子。私塾先生又将《新青年》悄悄塞进课本，爱国的火种早早埋下。

14岁那年，宁波的米价跌得厉害，家道转紧。少年自告奋勇去上海闯荡。兜里只揣几块法币，他在源通轮船公司当学徒，白天搬货，夜里跑去总商会夜校。国文、簿记、英语样样啃，黑夜里趴在煤油灯下记单词，手心常被烫出油泡。几年下来，他摸清海运线路，也攒下一笔本钱。

1933年，卢绪章和两位朋友合资一百五十法币开“光大行”，专做西药邮购。纸上谈兵终归不敌市场风浪，小店三个月就告吹。短暂的溃败没把他打趴。第二年，他筹到五百元法币卷土重来，更名“广大华行”，把进货渠道拓到香港、新加坡，转攻进口医疗器械。账本翻红的同时，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洋行华员联合会”的秘密文件——那是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的新据点。

1936年的上海街头，抗日救国口号此起彼伏。卢绪章白天戴礼帽参加商会，夜里换工作服跑到救国会印刷传单。10月，洋行华员联合会正式成立，他成了能写能算又能举旗的骨干。两年后，经杨浩庐介绍，他在法租界一间小阁楼里递交了入党申请。咖啡杯旁，一句誓言留在薄薄的宣誓书上。

1939年5月，中央让他撤往重庆。任务很明确，用“资本家”身份打掩护，为情报线筹钱、运物、传讯。卢绪章却憋着一肚子不甘：“想提枪上前线，不想当商号里数账的。”延安来人周恩来听完，只拍拍他肩：“绪章同志，你掌管的钱袋，比一支部队还要要紧。”那一刻，犹疑散去，他转身走进大后方的滚滚商潮。

陪笑、递名片、应酬觥筹交错——这些“生意人”标配成了他每日功课。表面签药材合同，暗里换情报暗号；账册数字看似平凡，却藏着送往延安的经费路径。国民党宪兵三番两次搜查，也只能翻出一摞合法单据。有人戏称他“和魔鬼谈判的人”，他却只抬抬眉：“做买卖而已。”

1945年抗战胜利，广大华行迅速把总部迁回上海。动荡并未结束。1948年夏，联络员邵平被捕，他的妻子在酷刑下泄露了行内机密。卢绪章立即化整为零，先撤往香港，再按指令赶赴西柏坡。路上他换掉西装，披上灰布军衣。同行旅客认不出来，这个埋头读《论联合政府》的同志，正是几个月前沪上有名的“卢老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支解放军队伍穿越南京东路。队伍里，44岁的卢绪章皮带上挂一把手枪，却仍保持商人特有的沉稳。他接到通知：六月底参加陈毅主持的工商界恳谈会。没想到，昔日好友的猜疑和匿名檄文接踵而来，差点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幸亏陈毅一句“恩来可以证明”，才让这段长达十二年的潜伏公之于众。

会后，上海不少老字号老板凑上前敬烟，面上尴尬又敬服。卢绪章笑着摆手，借故离场，他知道真正的挑战在后面。随后，中央任命他参与筹建贸易部。他跑遍粤汉两广实地考察，提出“用外贸赚外汇、反哺工业”的方案，不久便促成新中国第一批对外易货合同。多少外商感叹：“这位部长懂行情，比我们还精。”

上世纪六十年代，卢绪章又带队创设远洋贸易航线，帮国家打通从非洲输入棉花、橡胶的新通道。有人统计，十余年间，他和团队引进的急需设备价值数亿美元。事功之外，更难得的是分毫不取。他的旧同事回忆：“卢老坐火车永远硬座，一碗阳春面，乐呵呵就下肚。”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四岁。身后事从简，丧仪局收到的最大花圈，署名来自一群当年“差点把他告倒”的上海同业。他们在挽联上写下八个字：“识大体，真英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