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月薪三千上交一半”，这个南方特产让网友吵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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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倚

来源 | 新周刊（ID：new-weekly）

每隔一阵子，关于“交家用”的花式讨论就会冲上热搜。

争论分成几个层次：有人吵该交多少“月薪三千，该交多少家用？”，有人吵该不该交“不交家用等于不孝吗？”，还有人吵这笔钱是不是地域特色“难道只有南方人才要交家用？”

而很多网友则一脸懵地发出疑问：到底什么是家用？

家用，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所用的支出，特指子女工作后给父母上交一部分工资，反哺家庭。

但这一在华南地区由来已久的家庭习俗，正在年轻一代中受到动摇。

有年轻人自嘲：“发工资第一件事，是给家里‘上供’，还花呗都得靠边站。”

也有人无奈吐槽：“工资一半都给了家里，感觉自己像个租客。”

相关争议，正从对一种地域性生活默契的讨论，变成折射代际关系与文化差异的公共话题——

当许多年轻人面临的职场状况和生活压力，已经与上一代人大不相同，围绕“家用”的话题，早已超出本地传统本身：

在家庭结构逐渐变化、个体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亲情与边界、责任与自主、付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图/电影《过春天》）

当父亲提出交家用的要求时，小鑫感到错愕，“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没想到一毕业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父亲坐在餐桌的另一头：“也不多交，每个月五百块就可以了。”

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在一旁默不作声，小鑫知道，父亲需要她做一个“带头榜样”。

在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似乎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老规矩”：

父母辛苦把孩子养大，孩子成年之后，就要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照顾和回报父母。

家用的数额，并没有固定标准，从几百到几千不等。

阿晴在201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一家深圳的互联网大厂。

她被父母要求交的家用或许比绝大多数应届生都要高，“刚工作的时候每月到手八千左右，要交6000，甚至我爸送我上班，我还要帮他交油费。”

很多年轻人，在互联网上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这6000块，一部分是给待业父亲的生活费，剩下的用于还房贷。

深圳的房产是父母早年来深圳打拼来的，阿晴的母亲原是企业员工，但经历过一轮裁员后失去了稳定工作。

而自阿晴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没有过固定的工作。

家在深圳虽然有房产，但阿晴的父母手头并无多少存款，加上要还贷款，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很紧张。

记得高一时学校组织火箭班（成绩最拔尖的班级）去北京游学，当时父母为了挣钱，回湖南经营农场，阿晴寄住在大舅家里。

当她开口跟父母讲游学这件事，他们先是沉默，随后问是否可以不去，班上有没有人不去。

“（我）不想显得不合群，暴露出家庭不富裕的事实，就哭着闹着说要去，父母只好又跟大舅商量，让大舅先出钱。”

在阿晴毕业工作了两三年后，有次大舅请她去家里吃饭，偷偷把一个账本递给她，上面包括她高中生活费在内的各项垫付，大概三万多块。

“对我爸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即使是现在，他们可能要一次性掏不出”，“相当于我的高中生活费是由未来的我承担的”。

阿晴称自己算“亲戚朋友孩子里很省心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开明。

父亲生长在一个相对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又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没有儿子的，但他从来认为女孩不比男孩差。

从小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做家庭主妇，要学会独立”。

父母也从不逼她上补习班，尊重她的意见，如吃什么雪糕、买什么衣服、学什么乐器，都在培养她自己做决定。

在阿晴看来，“爸妈并不坏，只是没钱。”

关于家用话题的地域讨论

刚开始交家用的时候，阿晴和父母两三个月就会吵一次架，“手里钱太少了，但是他们还在不断问我要钱，我爸说‘吃穿住在家里，公司包三餐，他接送，日用品一起买，只需买衣物化妆品，1000多不够吗？”

时至今日，阿晴还能回想起父亲撂狠话的场景、神情和语气：

“就当是我借你的。”

“钱给了就是给了，哪有孩子借钱给父母的说法”，阿晴从没想过交出去的钱还能回来，也没有想过要搬出去住，“如果拿钱搬出去住，相当于和父母撕破脸皮，但又还没到这种程度”。

直到工作半年后，工作涨薪加上年终奖，她的手头才宽松了一些，也不和父母吵架了。

“父母从小教育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羡慕别人拥有什么，那就自己想办法提高收入。”

（图/电影《过春天》）

阿晴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湖南人，各有五个兄弟姐妹。

在阿晴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在世时，她的父母一直延续着向上一辈“交家用”的传统。

这一行为，恰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阐释的“差序格局”，在这种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像涟漪一般向外推展开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中，阿晴父母是各自家族波纹中的一环，通过“交家用”的方式向上一环的父母履行经济责任。

在阿晴大学毕业前，父母就和她商量，说需要她搭把手还贷款，只是没提具体金额。

对阿晴的父母来说，交家用是一种家族传承，“代表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能帮家里缓解一些压力”。

2023年，受公司裁员和疫情影响，阿晴跳槽去了另一家大厂工作。

“他们不知道我具体到手多少。准确来说，家用不是根据我的工资定的，而是他们一直需要这个数。

我工作六七年，薪资一直在涨，但他们从没多要，到现在还是每月6000。”

日元当时汇率比较高，所以阿晴就用日元直接汇款回国内了，还能抵日本的抚养税（图/受访者供图）

到今年为止，她已经交了6年家用，加上给家里买车，累积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十万。

阿晴给家里的转账记录（图/受访者供图）

简单来说，“家用”就是“家庭用度”，而“交家用”这一具体说法，则特指成年子女将部分收入定期、定额上交父母或家庭管理者的行为。

作为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口头用语，它最为盛行于华南地区，尤其在城市之外的乡土社会盛行。

它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被视为子女成年后对家庭责任的履行与情感的回馈，凝结着深厚的家族观念与传统伦理。

在其他地域，可能没有专属词汇，但类似“寄钱回家”“给生活费”等表达，所包含的“经济反哺”行为内核是相通的。

（图/《你好，李焕英》）

然而，对于部分成长于个体意识更强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交”这个动作本身隐含了对家长权威的单向服从，似乎削弱了家庭亲情的温情，缺乏几分意愿上的尊重，违背了他们所追求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因此，“交家用”在一些更年轻一代子女眼中，被视为经济独立的障碍、父母权力的过度延伸，甚至是一种缺乏必要性的“隐形负担”，尤其当父母并不真正需要这笔钱时。

小鑫的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算得上中产”，父母是早年从四川来东莞做生意的。

她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两三千。

当父亲召集全家人通知她交家用时，她想反驳但忍住了，“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立刻逃离，就只能先遵守他们的规则。”

第一次发工资交家用时，“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后来我就开始安慰自己，就当是买自由”。

小鑫每月交五百的家用（图/受访者供图）

对她而言，家用是一笔换取个人空间和内心安宁的“赎金”。

扣除房租和上交的家用，每月虽然只剩2000元可支配收入，但如果住家里就得上交1000元且失去自由，因此她选择搬出来住。

小鑫直言自己在家时精神高度紧张，会通过停车声判断他们是否回来，害怕和他们共处一室。

就连吃饭，也是她独自在房间里用餐。现在不在一个屋檐下了，小鑫反而感觉自在，“我不主动找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找我。”

对于从小住校的小鑫来说，她像是这个家里的“局外人”，父母的关注重心始终在弟弟妹妹身上，“家里人平时很少沟通，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去成都上大学，物理距离才带来了精神上的喘息。

那段离家的时光，让她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大二寒假，小鑫捡了只流浪猫，担心家里人照顾不好，担心小猫抓坏家具会让他们不高兴。

她将猫完全养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只猫和她一样，几乎不与同屋檐下的家人打照面。

（图/电影《狗十三》）

“以前我家养过一只橘猫，笼养的，脾气很不好，还会攻击人，后来我们搬家后就散养了，洗漱和食物都在外面解决。有一天，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大学捡到这只猫后，小鑫就想着一定要让它生活得特别好，在自己身边好好长大，就像是重新养育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

小显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母亲很快便问起她的工资，并委婉提出“可以给妈妈攒点生活费”，没有具体说交多少。

小显装没听懂，转移了话题。

工作了一阵子后，母亲暗示过家里有一套房子的贷款没还完，每个月一两千，小显提到自己还在还研究生的助学贷款，此后母亲也再也没有提过交钱的事了。

父母早年离婚，母亲已经退休，有退休金和农家乐分红，经济上不需要小显支持。

在小显看来，“如果我毕业后住在家中，负担一部分伙食或水电费是合理的。但我一个人在外租房生活，并没有必要再额外给家里交钱。”

真正引发两人激烈冲突的，是小显决定换城市工作。

由于毕业第一份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大小周，她感到难以承受，打算辞职前往男友读博的武汉发展。

电话里，母亲哭着说：“不然我生你干嘛”小显也哭着反问：“那谁来考虑我？”

她完全理解母亲话语背后的传统观念：“既希望子女独立，又不愿他们走得太远。广东文化很务实，很看重‘有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生你不如生块叉烧，叉烧还能吃’。”

那次争吵后，母亲整夜失眠，状态很差。

小显看在眼里，觉得必须打开这个心结，就建议母亲和一位从事心理咨询的亲戚谈谈。

心理医生对母亲说：“你供女儿读这么多书，就是希望她能做出比你更好的决定，如果你不支持她的决定，其实就等于否定自己过去的付出。”

在和心理咨询师聊过之后，小显母亲开始逐渐接受并支持小显的选择。

（图/电影《狗十三》）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学习承担自己的人生课题，勇敢握紧自己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他们也期待父母能逐渐收回过度关切的目光，将重心回归到自身的生活之中。

自那次咨询以后，退休前开过诊所的的母亲开始主动阅读心理学书籍，像《为何家会伤人》。

小显和母亲的关系也回归到从前的状态，母亲在老家种种花，打打麻将，养猫猫狗狗，平时给她转点补贴。

小显也会在母亲节，母亲生日的时候也会送点礼物或者转个520，母亲会开心地说“谢谢宝宝”或者用客家话讲“阿妹，我好挂住你啊。”

小显身边需要交家用的朋友不多，只有个表哥毕业后在家打游戏不工作，家人让他交家用来促使他独立。

“我觉得这种情况合理，但像我这样在外工作的，交家用就不是必须的。”

同样，在阿晴认识的同龄人和同事中，也没有人交家用。

“我爸从小教育我不要跟别人比较，所以别人交不交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但当阿晴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家庭决策时，她认为交家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读市场营销并从事出海业务的她来说，“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即便我能还上家里的贷款，也不划算，房子会贬值，但流动资金可以用来理财增值。”

她也认为，“父母的课题应该自己解决，他们要完成财富积累。孩子刚工作攒不了多少钱，也要完成自己的积累。

我家情况特殊，我因心软和父母付出而扛压力，但现在想开了。家用是孩子自愿出力缓解家庭压力或讨父母欢心，而不是强制性的义务。”

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正在面临新的变化。（图/电影《过年》）

今年，阿晴与父母进行了一次正式对话，明确表示：“房子我不要了，爸妈想怎么处置都可以，到明年年底我不打算再出这六千了，如果他们想回老家养老，那完全可以把房子卖掉，过一个非常富裕的余生”。

父母听完阿晴的话，沉默了很久后才说行，先走着看。

但事情发展是否真的能如阿晴所愿，阿晴心里也没谱。

在阿晴看来，理想的家庭关系应有清晰的情感边界：

“我和爸妈的关系是不太近也不远。家庭大事有商有量，父母下决定前会问我意见。我有大事也不瞒他们。

情感上虽然不近，但家庭义务上有共识，我每年会给他们买体检套餐、付重疾保险，让对象常去家里吃饭。”

她感慨自己的父母不过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积累一点小资产，磕磕绊绊生活到了现在，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尽最大努力给了我。”

有时候加班到深夜，阿晴的母亲会给她留一盏灯，到家后问她饿不饿，进厨房煮宵夜，等她吃完把碗洗了再去睡觉。

“我在家里完全不用做家务，冰箱里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图/电影《嘉年华》）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复杂得像一团难解的毛线。

而“家用”，不过是从中抽出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拉，便会带出代际之间关于爱与控制、付出与期待、责任与主体性的漫长博弈。

事实上，一个家庭是否要求子女“交家用”映照出的是两代人在不同时代下形成的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交不交钱”，而在于父母和孩子，能否学会尊重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边界与选择。

这也意味着，子女与父母之间，或许从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代际关系的本质，更像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与磨合，其中有理解，也有委屈；有失望，也有温情。

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也在学习如何看见对方；都在寻求尊重，也在练习如何真诚地给予尊重。

作者 | 陈倚，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周刊》微信公众号（ID：new-weekly）。《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为定位，20多年来用新锐态度测量时代体温。从杂志到新媒体，《新周刊》继续寻找你我共同的痛点、泪点与笑点。关注新周刊微信公众号，与你一起有态度地生活。官方微博@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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