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李先念病逝后，夫人专程前往老区：先念同志的瘸腿老乡还在吗

1986年初夏，南江县县长郑友铭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九龙乡。县长此行任务不寻常——把李先念交代的一句话带给一位瘸腿老人。李先念说：“余官章还好吗？替我向他问声辛苦。”讯息传到山里时，余官章已七十五岁，他拄着拐杖迎客，粗布衣服沾着草药味。老汉听完转述，抬头只回了四个字：“老李惦记。”短短一句，让在场人心里一沉。

时间往后推到1992年6月，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前，家属遵照他的口头遗愿，决定把骨灰撒在川陕革命旧址附近的山坡。对许多人来说，那块土地只是地图上一个点；对李先念，它是战友、家国与火焰交织的原点。当时在场的人记得，林佳楣收起黑纱，眼神执拗：必须为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于是，一队专列不久后悄然南下。

翌年春天，川北天气回暖，林佳楣抵达旺苍县参加红军入川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仪式结束，她没急着返京，而是直接去了木门会议旧址。陈列馆里，各类文物静默陈列，一张斑驳的草鞋床十分扎眼。讲解员随口一提：“这是余官章老人当年用过的。”林佳楣神色陡然变化，脱口而出：“先念同志的瘸腿老乡还在吗？”得知老人已八十二岁，住在九龙场，她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可惜山路塌方，行程终因安全问题搁置。

余官章与李先念的结识，要追溯到1933年春。那时，田颂尧以六万兵力三路压向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腹背受敌。李先念作为师政委，肩上担的是破敌与安民的双重压力。部队缺鞋，行军寸步难行。就在此时，九龙乡群众自发组织打草鞋支前，草鞋床旁，一个右腿短两寸的青年忙得手指通红。李先念抽空走过去，问得仔细：“你叫什么？腿脚这样，一天能干多少？”青年抬头憨笑：“余官章，一天四五双。”简短对话从此把两人命运拴在一起。

敌军围攻愈演愈烈。空山坝会议后，李先念奉命指挥三十三团迂回敌侧，凭借山地夜战，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战火间隙，他总到草鞋坊北侧的土屋看看余官章，顺带塞包草药。腿伤、家境、婚姻状况，李先念都打听得滚瓜烂熟。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时，他被任命为军政委；余官章则被推荐到苏维埃政府当保管员，两人身份天差地别，却彼此信任。

有意思的是，九龙寨那场突如其来的土匪袭击才让余官章知晓“老李”的真正职务。寨门告急，李先念拄着指挥刀率兵赶来，土匪胆寒瓦解。一战过后，余官章重新编了两双布筋草鞋送到军部，拉着李先念非要塞进挎包。谁也没料到，这双草鞋随李先念征战千里，在嘉陵江边仍旧完好。

1935年的强渡嘉陵江，“瘸腿”二字成了余官章的累赘。冲锋号响，他被妻子何琼莲按进草丛：“你腿慢，先回家等我。”结果两人真的天各一方。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他却留在敌占区。被“还乡团”捕获、拷打、用马刀砸断拇指、左臂中弹，余官章硬是一句话没吐。数月后，他逃进山里，被一位道士救治，顺带学了些草药方，从此靠行医与打草鞋勉力糊口。

1949年，南江解放。打着红五星的队伍开进县城那天，余官章抹着泪，说自己算熬到头。何琼莲依旧杳无音讯，他无奈在乡亲撮合下再娶，日子渐归平静。直到1953年，一封来自西北的信打破宁静：何琼莲随部队驻守甘肃，寄来三百块钱。信末写道：“娃娃若在，能否给我带一个？”余官章迟迟未回，最终没有同意。

七十年代末，余官章在供销社退休，获得“流落红军”待遇。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筹建时，他毫不犹豫捐出那张草鞋床。有人劝：“留着也是个纪念。”老人摆摆手：“真正的纪念在人心，不在木头。”话音不高，却让馆长默然良久。

1981年，川北发生百年一遇洪灾。桥断路毁，物资进不来，病人出不去。余官章拄着拐杖，挨家挨户筹款修桥。石匠听说修的是命脉桥，工钱多少都不计较；乡亲再穷也塞出几角几块。半年后，两岸重新连成一体，桥头石碑写着八个字：“众志成桥，造福后人”。落款只有“余官章”三字。

1993年夏天，林佳楣委托县里干部再次探望余官章，带去药品和慰问金，另附亲笔信。信不长，却句句沉稳。末尾写道：“草鞋情谊，山高路远，念之弥深。”老人读后，良久无言，把信小心折好，塞进旧棉袄内袋里。

2006年清明前夕，九十七岁的余官章在家中去世。家人翻出那封折痕翻卷的信和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李先念穿着草鞋，与一个瘸腿青年并肩站在寨墙旁。山里人把这些遗物交给了县档案馆，工作人员登记完毕才发现，照片背面潦草写着一句话：“并肩之日，生死与共。”

李先念的骨灰、余官章的草鞋床，如今都静静安放在川陕大地不同角落。老区的公路已通，桥梁更宽，草鞋早被橡胶军靴取代，但草鞋床旁那串老铁钉仍旧反光。据说，旺苍县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讲解员总会停在草鞋床前停几秒，补上一句：“当年，一双草鞋撑住了一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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