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图为清末资政院内景

来源：《辛亥：摇晃的中国》 作者：张鸣（历史学家）

中国要翻身　也要立宪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特快的地方。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清政府最终雪崩似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二十二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二十二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二十一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但实际上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即使心里想干得要死,大家还是揖让不已,不过,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共二百人,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将近九成,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例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

准议会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历史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毁了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