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击穿我的东西，也击穿过其他人｜《世界的一日》

11月14—16日的“小红书文学节”上，一个巨大的世界时钟在上海鲁迅公园铺开，呈现来自全球各地的“一日”作品。明年春天，入选作品将结集成书《世界的一日》，由小红书和单读共同呈现。

这本即将出版的书源自小红书发起的全民写作计划：世界的一日——它邀请全球写作者记录下9月19日这平常一天里发生的故事，以无数“个体的一日”拼凑出“世界的一日”。“世界的一日”特别单元受到近百年前一项全民写作计划的启发。

89年前，1936 年 4 月，作家茅盾在《大公报》上向全国民众发起征文，以5月21日为题，记录这一天内身边所发生之事。

茅盾通过报纸发起“中国的一日”写作活动，与彼时相比，如今的媒介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的一日” 具有社交媒体时代的独特气质。但从“生命写作”的脉络来看，它又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如何理解“生命写作”在当下的火热？《世界的一日》与其他的“生命写作”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

撰文 | 张婷

“生命写作”的传统

《世界的一日》中的文章都有着“生命写作”（life writing）的特质。生命写作即是以叙述者自身或者他人的生命经历为核心的写作，它是对个体真实经验的文学化记录与表达。

从词源上看，life 对应希腊语的bios（生命，人生），writing的核心语义则可关联到希腊语的graphein（书写，记录）。可以看到，life writing与英语中的biography（传记） 同源。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术语，“生命写作”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学界，这一命名将自传、回忆录、口述史、传记、家族史、自传式小说等文体都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虽然“生命写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并未得到太多重视，但实际上，国内出版市场上的“生命写作”实践已经相当火热。近年来引起广泛反响的书籍，有许多都可以看作是“生命写作”的范畴。比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亚力《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等等。去年出版的《我不擅长的生活》——《世界的一日》的姊妹篇，聚焦的也是11个真实的生命故事。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也接续着“生命写作”的传统。她的作品《事件》聚焦一次堕胎事件，彼时法国禁止堕胎，女性对此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作家本人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真实记录下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一个女人的故事》写的是作家的母亲，以及母亲与女儿之间摇摇欲坠又坚如磐石的纽带。《一个男人的位置》则描写了作家父亲的一生。《悠悠岁月》是作家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融合。

《悠悠岁月》

作者：[法] 安妮·埃尔诺

译者：吴岳添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6月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创作版图、出版市场、学术研究，会发现：生命写作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百多位得主中，如同安妮·埃尔诺这样将自身生命经历作为直接写作素材的作家，仍然是极少数。

文学内部常常有着自身的“鄙视链”，尽管大家讳莫如深，不愿承认，但许多作家与读者都会或隐或现地触摸到那个链条。在写作中完全敞开自身，描绘自身的经历，很容易被认为写作的视野过于狭窄、局促。因而，袒露常常给不少写作者带来障碍，甚至是羞耻。刻板印象中的严肃文学似乎更青睐那些宏大而厚重的主题——这与我们对宏大叙事的偏爱如出一辙。

但这二者之间真的存在所谓“高下”吗？抑或说，它们真的对立吗？“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类也从来不是孤岛式地存在。我与你与世界，本就是一体。

与传统的生命写作相比，《世界的一日》中的文字最初先行发表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它们源自小红书发起的同名写作大赛。这些文字带着小红书社区特有的“笔记体”基因，每篇文字之后都有着更多同频读者给予即时反馈。由此决定了写作者与读者的高度互动与共情。

全球与附近并存

今年年初，由于美国颁发限制令，Tiktok出现了许多互联网“难民”，他们集体逃向小红书，用户们经历了一场久违的其乐融融的互联网狂欢。本以为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聚会，但它的确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冲浪体验。《世界的一日》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互联网写作中不太寻常的一种现象：许多非母语写作者也加入了这场生活写作。

意大利作家、《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的作者亚力用《和小锁子的下午》记录下9月19日，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宁静下午。亚力和妈妈带着外甥小锁子去公园玩耍，偶遇了公园里的酒鬼老头，有些愤世嫉俗的老头看着小锁子说：他们以后可是完蛋了。如同亚力所说，“谁能理性、有底气地去否定这位老人的观点呢？气候变化、多地战争，日渐跟不上AI的人类，未来到底有什么可期待。”经历过“经济上行时期的美”，当下的确难以忍受。

但是当事人小锁子并没有被这“判词”打扰，专注地挑选着地上的树叶，继而又坐上秋千，望向天空。小锁子以不完整的语言表示一个不能再简单的愿望：他想飞得很高，和飞机一样高。在老人的忧心与孩童的无邪之中，是生命的张力。这个意大利北方的宁静下午，竟让读者读到“环球同此凉热”。

这种感受，也体现在法国人类学学生魏玉波（Victor）的笔下。他的文章《世界的一日——火车的一夜》写的是中国的夜间火车。火车不仅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更是某种审美体验的媒介。魏玉波观察到，有经验的中国乘客，可以把火车当成一个临时的家：准备好保温杯、拖鞋、各种各样的食物。与魏玉波同在一个车厢的天津旅客，打开一罐啤酒，送给他，在喝完一罐凉啤酒的时间里，他们分享了彼此的生命故事。

在交谈中，魏玉波感受到与在法国乘坐TGV（高速列车）时诸多不同的体验，但也有动人的共通之处：“这（乘坐火车）是一种无声的、与法国土地产生共鸣的体验，而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我们最伟大的集体创作。”他乘坐中国的夜间火车时也唤起同样的动情，他想把这种与土地产生共鸣的体验分享给天津乘客，但不确定自己是否表达清楚。通过写作与记录，现在他把这种共鸣分享给了更多读者。

如同魏玉波所说，土地本身就是我们最伟大的集体创作。这也是为什么生命总是有它自己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只是被动地存在，也不只是原子化的个体。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他认为个人有时关心自己，有时一下子跳到大事件的宏大评论，却对中间这一层没有兴趣，这是附近的消失。但在《世界的一日》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附近”。

“我是肖大妹”的文字，写的都是她的附近。这是一位来自广西桂北小镇的70岁老人，务了半生农，磨了半生豆腐。65岁那年，她开始拿起笔，写作和画画，记录下自己的人生。她写身边的泥土和花草，劳作与饮食，还有邻居的笑脸与天上的太阳。关于“人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肖大妹的答案是：从你喘着气的那天起，就可以。“我六十二岁才重新拿起笔，就像我春天种下的瓜，它从不问现在是不是太晚了。”

“我是肖大妹”与她的创作。

在《世界的一日》这本书里，我们能够读到全球与附近的并存。全球化在当今世界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与身份的不同观点愈加分裂对立。但事实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直是并行的。我们可能从未抵达真正“稳定”的全球化，但也难以回到前现代。全球化与附近，都是我们的生活。

写下来：

为了自我，更为了连接

《世界的一日》并非志在发现下一个文学大家，抑或营造文学圈层，而是一次扩宽文学意义的尝试，它注目的是细致而具体的个人。这种扩宽首先就体现在“连接”上。

这一点在《世界的一日》中的文章与小红书文学节的线下活动中都有体现。阿丁丁是一位工人，同时也写作诗歌。他在诗歌《暮色镀层》中写道：

洗手时水流变浊 手上粘着灰色的钢珠 镜子照见下颌处 防尘口罩压出的沟壑 正慢慢坍缩成陨石坑 更衣室的铁柜嗡嗡作响 锁孔里积着多年金属尘 突然一声咳嗽 震亮廊灯 所有的影子骤然起身

与许立志、绳子等更广为人知的诗人一样，阿丁丁的诗歌也围绕着工厂的流水线与机器的轰鸣声展开。他在领奖时握着话筒的手在抖动，事先准备的获奖感言无法“背诵”完全。他的沉默和无措，与对于谈论文学驾轻就熟的作家群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或许，这种精神气质正是动人之处。

打破所谓的“文学圈层”，创造属于每个人的生命写作，正是《世界的一日》传递给读者的理想。阿丁丁的诗歌也是他的生活。而他笔下工厂生活所带来的异化、压抑，其实与都市“打工人”别无二致。工人诗歌在此时，正是我们连接彼此的力量。

在数千篇“世界的一日”作品中，《交易成功，五星好评》是被提及率很高的一篇作品。作者吕坦坦是一名新手妈妈，她写下了自己经历的一次泵奶器配件交易。作为卖家，吕坦坦回忆自己的母乳经历，也共情着买家的感受。因为她们同为母亲。“疼，恼，激素下降，尚未从生产的恐怖记忆中解脱，就陷入了母乳魔咒，所有显性或隐性的付出，都被视作‘为人母’的通行证。母职是一种惩罚吗？我们颤颤巍巍，不敢妄言。…… 担心着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因为没有在哺乳期尽全力而后悔。女性，时常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同胞们产生非凡的要求。”透过这样一次二手交易，两个素不相识的新手妈妈建立了珍贵的连接。而这个连接让我们在心理意义上走出个体的困境，看到他人的生活。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长庚对《交易成功，五星好评》印象深刻，他提及女性的乳房很多时候被作为色情凝视的对象，但这样一个新手妈妈的故事，还原了乳房的物质属性。这个物质性是生活中本该注意到的现实。“很多作者试图让我们意识到，世界的一角，是什么样子的。它既有抵御性、防御性的一面，又邀请你进入一个新的尺度。这可能恰恰是今天的素人写作独特的，不可被取代的东西。 其中的脆弱性，往往是连接我们和他人的起点。”

扩宽文学的意义，这似乎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理想。但实际上，围绕着“写作何为”，一直有着激烈的观念竞争。

一种观点认为，写作本身即意义，它不一定需要被看到、被传播。这样的观点不乏名家拥趸。苏珊·桑塔格曾表达她的写作观：“我写作不是因为有读者，而是因为有文学。”文学本身即提供了所有动力。

但《世界的一日》是一种介入世界的尝试。它召唤对话与理解，试图走出自身并抵达他者。或许它们本身就是写作的一体两面。《世界的一日》想做的，正接续了“生命写作”一直以来的“传统”。写下我的一日，不仅是为了表达自我，更是为了建立连接。

这让人想到安妮·埃尔诺的写作理想：写作从来不是独自的快乐，“写作是为了抓住曾经击穿我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也曾经击穿过其他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婷；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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