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钱洪，顶尖科学家族之子，今日离开美国前往中国

在华盛顿大学任教近三十年后，著名数学家钱洪于2024年10月正式加入西湖大学，成为跨学科研究中心讲座教授。这一职业决定并非孤例，过去两年间，至少17名顶尖科学家从欧美回到中国，标志着一个悄然发生的转变：全球科学人才流动的方向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钱洪的履历几乎浓缩了一代华人科学家的成长轨迹。198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专业毕业后，他远赴美国深造，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获得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加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应用数学系，并最终获得奥尔加·郑婉应用数学捐赠教授席位。在美国学术体系中，这一头衔意味着最高级别的学术认可和终身职位保障。

然而，在40余年的海外生涯后，钱洪选择离开这个曾经被视为科学家"应许之地"的国家。他的研究聚焦于生物系统的数学方法与物理理解，在随机动力学、生物物理化学等领域建树颇丰，谷歌学术统计显示其论文被引用超过15000次。这样的学者回流，不再是个案。

从"脑力流失"到"人才回流"

中美之间的科学人才流动正经历一个历史性拐点。自2024年开始，包括普林斯顿核聚变专家刘畅、埃默里大学教授胡懿娟、被誉为"纳米发电机之父"的物理学家王中林等顶尖学者密集回国。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20至2024年间,中国顶尖科技人才数量从1.88万激增至3.25万，全球占比从17%跃升至28%。

这一趋势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自2018年以来，美国持续升级对华科技限制措施。"芯片与科学法案"不仅限制尖端技术出口，更在人才层面实施"强脱钩"政策，禁止美国人员以任何形式为中国特定领域提供支持。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规则明确限制"美国人士"从事超级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相关工作。

签证限制成为另一道隐形的墙。据报道，仅在某一时期就有500名中国学生被拒签。"中国行动计划"虽在形式上终止，但其造成的寒蝉效应持续存在——多名华人科学家因无端指控遭受调查，学术交流受到严重干扰。《自然》杂志202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因特朗普再次执政导致科研计划受阻，75%的在美科研人员正考虑离开美国。

在这样的环境下，华人科学家的危机感加重。与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工作，不如回到正在崛起的本土科研体系。这不是简单的情感驱动，而是基于理性判断的职业选择。

西湖大学的"小而精"实验

钱洪，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奥尔加·郑婉应用数学捐赠教授，在美国生活40年后回到中国。照片：讲义

钱洪选择的落脚点颇具象征意义。西湖大学由前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2018年创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施一公曾公开表示，西湖大学希望在5年后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亚洲一流大学，加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这所大学采用了与传统体制不同的运作模式：不设行政级别，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招生从博士研究生起步，专注培养基础研究创新人才；人才引进不拘一格，目前90%以上为海外引进人才。施一公本人来自普林斯顿，副校长许田来自耶鲁，这种国际化的师资结构为归国学者提供了熟悉的学术环境。

更重要的是资源支持。西湖大学由万达、腾讯等多家企业资助，启动资金达200亿元人民币。这种民间资本参与基础科研的模式，在中国尚属首创。对于像钱洪这样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而言，西湖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提供的平台，或许比传统综合性大学更具吸引力。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也在持续增加。清华大学推出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面向全球招收具有数学天赋的学生，从本科直通博士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设立双清论坛探讨"数学学科青年人才的成长路径"；海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回国学者提供200至600万元科研经费和100万元安家费。这些政策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才吸引体系。

钱氏家族的科学传承

钱洪的家族背景为这次回归增添了另一层意义。虽然具体的家族关系有待确认，但"钱"这个姓氏在中国科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分量。吴越钱氏自唐末吴越王钱镠以来繁衍于江南，千余年间载入史册的名家逾千人。

近现代最为人知的是"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是世界级空气动力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钱三强是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伟长是著名力学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他们都是钱镠的后人，虽然在家族谱系中属于不同支系，但都承袭了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的精神。

钱学森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学森本人也践行了这一点——1955年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的选择，在当时被视为放弃优渥条件的"牺牲"，但历史证明，正是这些归国科学家奠定了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钱氏家族继续在科学领域产出人才。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是钱学森的堂侄，其父钱学榘与钱学森同为钱王第33世孙。如果钱洪确实出身这一科学世家，他的回国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家族传统的延续——只不过这次不再是从"一穷二白"起步，而是加入一个正在崛起的科研体系。

全球科学版图的重构

钱洪的案例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全球科学中心是否正在发生转移？历史上，科学中心曾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再转移到德国，最终在二战后确立了美国的主导地位。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经济实力、教育体系和政治环境的综合变化。

当前的人才回流现象是否意味着类似的转变？答案尚不明朗。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科研体系、最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最自由的学术环境。短期内，中国难以在所有维度上全面赶超。但趋势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单向流动"的固有模式——优秀科学家不再只有一个目的地。

中国科研环境的改善是实实在在的。论文数量、专利申请、科研经费投入等指标已跻身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在某些前沿领域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中国的研究已处于国际第一梯队。对于科学家而言，能够参与到最前沿的研究、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看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应用——这些实际的科研条件，有时比抽象的"学术自由"更具吸引力。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仍有差距，学术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施一公在多个场合坦承，中国仍面临"顶尖人才匮乏的困境"。但正如他所说，破解之道在于"引进一流人才，用好的管理机制和体制让人才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位归国科学家都是一块拼图，逐渐填补中国科技体系的短板。钱洪的专长在于用数学方法理解生物系统，这种跨学科视角正是当代科学突破的关键。他在西湖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工作，或许会催生出新的研究范式。

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

需要警惕的是将这一现象简单解读为"美国的损失就是中国的收获"。科学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才的过度集中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利于知识的自由流动和碰撞。理想的状态应当是科学家能够根据研究需要和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不受地缘政治的干扰。

但现实是，当前的国际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这种理想状态。技术脱钩、人才限制、学术交流受阻——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能延缓竞争对手的发展，但长期看损害的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中国科学报》2022年的报道显示，2019至2021年间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这些流失的不仅是个人，还有他们多年积累的研究网络、实验数据和隐性知识。

对中国而言，人才回流固然是机遇，但更需要思考如何创造一个真正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引进人才容易,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难。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机构的实验值得关注，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科研体系的系统性改革——这包括学术评价标准的优化、科研管理的去行政化、学术不端的严厉惩处、以及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钱洪离开华盛顿大学的决定，个人层面是一次职业选择，宏观层面则是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变化的一个注脚。它既不应被过度解读为"东风压倒西风"的证据，也不应被轻视为个案。真正重要的是这一现象背后揭示的问题：如何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如何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科学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21世纪科学的发展轨迹。

当一位在美国生活40年的数学家决定回到中国，当一个延续千年的科学世家的后人选择在新时代继续家族传统，当全球顶尖人才不再单向流动——我们正在目睹的，或许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而这个故事的下一章如何书写，取决于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处理科学、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