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司法解释冲突下职务侵占罪追诉标准的适用难题与辩护路径

这是胜一刑辩的第185篇内容

编辑 陈瑶 图源 网络

“法不溯及既往”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但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始终存在争议。2001年《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01年规定》）虽对新旧司法解释适用作出规范，却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挑战。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了职务侵占罪法定刑，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修订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将该罪立案标准降至3万元，然而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中6万元的立案标准仍未废止。这一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3万-6万元区间的职务侵占行为定性混乱，亟需从立法演变、分歧观点及辩护策略层面展开深入探讨。今日，胜一刑辩聊一聊，对于2022年5月15日之后，行为人实施职务侵占数额在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行为如何处理？

立法演变

目前，很多人认为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已经降为3万元，实际上旧司法解释并未失效，该司法解释现行有效。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行为人在2022年5月15日实施职务侵占行为，职务侵占的数额为5万元，是《适用追诉标准（二）》的3万元，行为人构罪；还是适用《2016年解释》的6万元，行为人不构罪。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对3万-6万元区间行为的处理仍无统一标准，地方判决差异显著。

司法实践分歧：两种对立观点的论证与案例

新旧司法解释的冲突，直接反映在地方法院的判决中，形成“适用新标准定罪”与“适用旧标准出罪”两种对立观点，且均有明确案例支撑。

（一）观点一：适用《追诉标准（二）》，3万元以上即定罪

有观点认为2016年“两高”的《解释》，是针对修正前的《刑法》职务侵占罪等具体条文所作的解释，而《追诉标准（二）》是对《修正案（十一）》作出的规定。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职务侵占罪进行了修改，那么意味着《2016年解释》所从属的法律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该追诉标准也就自然失效了。因此，部分法院则在适用追诉标准时，直接适用新标准。比如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25）云0103刑初595号案件中，涉案金额为41999元，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24）粤0310刑初363号案件中，涉案金额58145.3元，行为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观点二：适用《2016年解释》，6万元以上才定罪

持该观点的法院及法律实务者主要从“效力位阶”“制定主体”“有利于被告人”三个角度论证，认为《2016年解释》仍应优先适用：

1.效力位阶优先。《2016年解释》由“两高”联合制定，属于刑法司法解释；《追诉标准（二）》由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制定，本质是“立案追诉的程序性规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司法解释。根据《立法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规则，“两高”制定的司法解释效力高于最高检与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制定主体不重合，无“新法优于旧法”适用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新规定与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规定”。但《追诉标准（二）》的制定主体是“最高检+公安部”，《2016年解释》的制定主体是“最高法+最高检”，两者并非“同一机关”，故《追诉标准（二）》的施行不必然导致《2016年解释》失效。

3.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刑法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保障人权，当司法解释存在冲突时，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优先适用对被告人更有利的《2016年解释》（6万元起点），以保障公众的法感情与法的安定性。

其实胜一刑辩在代理的某职务侵占案，也遇到了上述的情况，被告人职务侵占金额5.2万元，公诉机关依据《追诉标准（二）》指控其构成犯罪。胜一刑辩团队认为当新旧司法解释存在冲突时，原则上要从有利于被告人这一核心要点出发，以保障被告人的信赖利益、公众的法感情和法的安定性，应当适用《2016年解释》。法院最终采纳该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是典型的数额型犯罪，最高法对其定罪量刑已有明确司法解释（《2016年解释》），应优先适用；被告人金额未达6万元，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最终驳回公诉机关的指控。

胜一观点

在职务侵占罪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未解决的背景下，实现3万-6万元区间案件实现“无罪”结果，胜一刑辩认为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精准识别司法解释冲突，锁定“出罪”核心争议点

多数当事人及部分司法人员对“3万”与“6万”的标准冲突缺乏深入理解，可能直接以《追诉标准（二）》为由启动刑事程序。此时，辩护律师需第一时间梳理新旧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效力位阶、适用范围，明确指出“《2016年解释》未废止”这一关键前提，将案件争议焦点锁定在“司法解释适用选择”上，为后续辩护奠定基础。

（二）多角度论证旧解释优先适用，打破“3万元即定罪”的思维定式

面对部分司法机关“适用新标准”的倾向，辩护律师需从“效力位阶”“制定主体”“有利于被告人”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论证：一方面，引用《立法法》《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文件，明确“两高”司法解释的优先性；另一方面，结合类似无罪案例，强化“6万元才是定罪起点”的论证说服力，打破“3万元即犯罪”的惯性思维。

（三）依托“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刑法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惩罚犯罪，更是保障人权。在司法解释存在模糊地带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司法裁判的重要指引。辩护律师需紧扣这一原则，向法院强调：3万-6万元区间的行为若按《追诉标准（二）》定罪，会导致“行为时合法、事后被定罪”的不公结果，违背公众对法律的合理预期；而适用《2016年解释》出罪，既能维护法的安定性，也符合刑法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

综上，尽管《追诉标准（二）》将职务侵占罪立案标准降至3万元，但由于《2016年解释》未被废止，3万-6万元区间的职务侵占案件并非“必然构成犯罪”。辩护律师通过精准的法律分析、系统的论证及对“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坚守，完全可以帮助当事人争取无罪结果，这既是辩护律师的职责所在，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安定性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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