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之变时代精神的晴雨表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文风，这无形无质却又无处不在的气息，恰如一个时代的呼吸，深藏着社会集体的精神密码。它不仅是个人才情的流露，更是群体意志与时代气象的集中体现。古人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观文风而知世运，察文辞而明得失，其间关联，耐人寻味。
回望中国历史长河，文风的清浊质华，总与世道的治乱兴衰如影随形。当文风清新质朴，如《诗经》的淳厚自然、汉魏文章的刚健风骨，往往对应着政事清明、社会和谐的时代画卷。司马迁的《史记》，笔墨简练而气象万千，其背后是汉代鼎盛期那种开阔自信的文化胸襟。及至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力挽六朝骈俪浮华之弊，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改革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务实精神一脉相承，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化的黄金篇章。
反之，当文风陷入浮靡夸饰、空洞无物的窠臼，则往往是社会精神萎靡、价值虚浮的先声。六朝宫体诗的精雕细琢却内容贫乏，五代词风的绮丽柔靡，莫不与当时政治上的混乱失序、社会风气的颓废奢靡相互印证。形式掩盖了内容，辞藻替代了思想，这样的文风如同迷雾，不仅遮蔽了时代的真问题，更加速了精神活力的流失。
正是洞察到文风与世风的这种深刻互动，历代有识之士无不将文风革新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支点。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革命，更是一次思想启蒙。他们以复古为革新，重新接续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千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等人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推行白话文，这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思想解放的号角。白话文的普及，打破了知识垄断，使文化从士大夫的书斋走向寻常百姓，为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土壤。这些成功的文风改革，无不遵循着“返本开新”的智慧。它们不是简单的破旧立新，而是回到文化源头的清泉，汲取原始的生命力，再开创符合时代需求的新风貌。这种改革，既是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也是对思想活力的唤醒；既是对语言本身的净化，更是对时代精神的重塑。
当下，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话语形式纷至沓来。网络语言的生机勃勃与粗制滥造并存，专业表达的严谨精准与术语堆砌难以区分。在此语境下，重塑健康文风显得尤为迫切。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某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而是培养一种既能准确传达思想，又富有生命活力的语言风格——它应当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明晰；既具表达的效率，又不失人文的温度。
每一个时代的写作者，都肩负着净化语言、革新文风的使命。当我们提笔为文，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让我们的文字少一些空话套话，多一些真知灼见；少一些矫揉造作，多一些质朴力量。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通过文风的涓滴改进，最终汇聚成文化复兴的磅礴江河，让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的长空中留下清亮而悠长的回响。（张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