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妇女在澳门乞讨无人接济，无奈举牌：我是王铭章上将遗孀

1951年的一个冬日清晨，澳门街头寒风凛冽，一名妇女带着孩子乞讨，却无人接济他们。

无奈之下，她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上将遗孀”，短短几个字，让人驻足围观。

王铭章上将的遗孀为何沦落至此？她举出牌子后又如何了？

崭露头角

1893年盛夏，王铭章出生在四川新都的一处贫苦农家，他自幼失去了双亲，但是却坚韧聪颖，他在叔祖父的期望之下，进了私塾学习。

1911年，年仅十八岁的王铭章毅然加入保路运动，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员。

保路失败后，四川一片动荡，大小军阀趁乱而起，群雄割据，各自为政。

王铭章深知，要想立足乱世，仅凭热血与理想远远不够，他必须掌握真正的军事本领。

于是他报名进入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这所学校在当时虽谈不上顶级，但在西南一隅却是军事人才的摇篮。

他在那里第一次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接受正规的操练，也第一次见识到军人的真正意义。

毕业后，王铭章被分配到川军刘存厚部，担任排长，初入军营，他并未因为军校出身而自视甚高，反而极力贴近士兵。

亲自操练、严于律己，每场战斗都冲锋在前，哪怕只是一场地方小仗，也一丝不苟。

刘存厚

1916年，他参加护国运动，奋勇杀敌，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

次年，川滇战争爆发，王铭章随军迎战，战后他因战功卓著，升任营长。

到了1924年，随着川内战事暂时平息，王铭章顺势晋升为师长，成为一方诸侯麾下的干将。

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跟着叔祖父读书的少年，而是带兵数千、纵横川西的悍将。

初战失利

1937年夏，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华北夜空，中国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川军将士迎来了真正杀敌报国、雪洗耻辱的机会。

王铭章此时率领122师归入川军第41军序列，被编入第二战区，随邓锡侯、孙震等人经由川陕公路转战山西。

他部下364旅为先锋，先行进入战况焦灼的娘子关前线。

364旅刚抵达山西阳泉平定一线，就被黄绍竑下令阻击日军，战事打响后，装备劣势暴露得淋漓尽致。

364旅的士兵大多手持川造老旧步枪，打几枪就卡壳，连刺刀都未必配齐；一个团才三五挺轻机枪，甚至连大炮、迫击炮都属奢望。

与日军钢铁洪流般的火力相比，这支部队更像是一群披着军装的血肉之躯在硬扛子弹。

在与日军的初次交锋中，364旅拼死抵抗，却因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后续赶到的366旅亦陷入重围，昼夜激战，仅靠夜幕掩护才得以突围。

彼时的日军，已是飞机轰炸、坦克推进、炮火覆盖，而川军却常常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刺肉搏。

他们拼命守住阵地，但即便守住了，也守不住自己的鲜血不洒在山地田野之间。

这支士气高昂的队伍，为什么一上战场就节节败退？

川军的问题远不止装备和训练落后，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整个体系的割裂与缺乏统一。

首先，出川之前，老蒋口头承诺一到西安即补给兵员与物资，但待他们抵达西安，物资却迟迟未到，冷风刺骨、弹尽粮绝，他们还能战斗多久？

其次，川军作为地方势力出身，本就长期陷于“养兵防民”的内耗中。

许多将领带兵如同养家，缺乏现代化军队的纪律与机制，部队内帮派林立，军官与士兵情绪割裂，军纪松弛时有发生。

王铭章虽强力整肃军风，但单靠一人，终究难以扭转长期沉疴，川军因战败、军纪、补给问题被贴上“不中用”的标签，几乎沦为弃子。

但他没有放弃，就在众人摇头、议论川军是否还有价值时，王铭章紧咬牙关，整顿残部，亲自巡防讲武，将一支支退败的部队从泥淖中拉了回来。

扭转声誉

1938年，日军大兵压境，滕县成了整个徐州防线的咽喉之地，一旦陷落，台儿庄防线势必门户洞开，日军将兵不血刃直扑徐州核心区域。

而当时，王铭章所部第41军被调任为正面防守主力，他也临危受命，成为前线总指挥。

此战前，川军名声狼藉，王铭章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保卫战，更是一场川军“雪耻之战”。

他接令后，第一时间布防，将45军布置于外线，41军为内线支援，自己亲自驻守滕县县城，寸土不让。

3月14日拂晓，日军的进攻，王铭章亲自穿上戎装，登上滕县城头，指挥作战，为鼓舞士气，他每天坚持在十字街口巡视，将士见之，莫不奋勇杀敌。

日军采取中路猛攻、两翼包抄战术，先围再打，力图一举拔城，15日，滕县县城外围已被敌军重重包围，通向外界的道路几乎全部断绝。

援军不至，兵力悬殊，王铭章仍选择死守，此时，城内仅剩两千余人能作战，他分守东南西北各处城门，组织狙击、设伏、投弹。

每名士兵被分发50枚手榴弹，所有弹药尽数押上前线，3月16日，战况进入白热化，日军用重炮轰塌城墙，派出坦克突袭破口。

王铭章早已布好伏击，命士兵引敌深入，待坦克逼近，再以集束手榴弹炸毁履带。

一时间，火光冲天，几辆日军坦克被炸成废铁，敌兵死伤惨重。

巷战中，川军士兵不畏强敌，刺刀见红，与日军展开肉搏，许多士兵身负重伤仍抱住敌人引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3月17日下午，日军攻至城关电灯厂附近，王铭章亲赴一线，身穿制服督战，腹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的随行人员李少昆与陈洪恩试图掩护，将其尸体埋于壕沟，随后突围。

将军殉国，士气未倒，滕县守军依旧坚持到了傍晚，五六百川军与日军展开了最后的殊死搏斗。

这一战，虽然滕县终告失守，但战略意义非凡，王铭章的英勇牺牲，让整个军界重新审视这支“最差的部队”，他以生命换来了尊严，也唤醒了川军内部的信心。

而且正因滕县苦守，台儿庄得以完成布防，孙连仲得以部署兵力，汤恩伯部队得以完成集结，滕县虽败，台儿庄却赢。

当王铭章的遗体几经辗转，被红十字会接出战区后运抵武汉，全城万人自发迎接，长街列队，军民齐泣。

毛主席、董必武等人联名送挽联，以示哀悼，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以烈士之礼厚葬，实至名归。

将军遗孀

王铭章牺牲后，留下夫人叶亚华独自维持家庭，照顾年幼的养子王道纲，但战后政局混乱，他们母子的生活逐渐陷入窘迫。

原本的抚恤金被战乱、贬值所吞噬，加之王铭章是国民政府将领，解放后并未获得实质性的优待。

叶亚华决定带着儿子南下探亲，去往澳门寻找亲戚，亦或找一条活路，但这一去，便陷入了生存的沼泽。

刚到澳门不久，她就发现这里并不像传闻中的“福地”，远亲早已移居他处，留给她的，只是两三句冷漠的安慰。

日复一日，积蓄耗尽，屋租难交，三餐无继，找不到工作，她只能带着孩子乞讨，她们忍受白眼，饥寒交迫。

但即便如此，也没多少人接济他们，眼看母子俩即将饿死街头，1951年的初春，叶亚华无奈之下，在街头举出牌子：“我是王铭章上将的遗孀。”

一时间，报刊争相报道，有的标题甚至用了“遗孀举牌乞讨，铁血将军身后凄凉”这样的字眼，既震撼又哀婉。

媒体的报道传到台湾，老蒋很快就派人赴澳协助，将母子接回台湾，并在空军学校为叶亚华安排了一个文学教官的职位，从此衣食无忧。

但即便身处台湾，叶亚华心里却始终挂念着埋葬着丈夫的故乡。

她曾多次在日记中写下：“我想再看一次他生前站立的城墙，再摸一次他出征前亲吻我额头的窗台。”

这一愿望，直到2003年，才终得以实现，那一年，叶亚华在儿子的陪同下，踏上归途，重返成都。

两年后，他们母子定居成都，地方政府为她重建故居，她也受邀出席了新都区王铭章烈士铜像揭幕仪式。

那天，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旗袍，站在铜像前，献上一束鲜花，铜像巍峨高耸，将军昂首，目光如炬。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座铜像看了许久，良久之后，她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那铜像胸前的位置。

风雨几十年，最终她用一生的漂泊，换来了片刻的归宿，而铜像下，那句“川军之魂，英烈之躯”，早已将他们的故事，铭刻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