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用电台向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喊话

1949年11月，解放军用电台向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喊话：“严啸虎注意，你在成都治安维持的不错。只要不烧杀、不破坏，我们是很欢迎的。”但在真实的历史现场，这样的对话未必有据可查，然而类似的劝降声，确实在那年成都的冬天里，成了一部分人心头无法忽视的回音。
对严啸虎来说，这声音比子弹还要扎心，他是华阳人，川军出身，官至川康边防军第2师5旅15团团长。
严啸虎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小角色，他军校出身，打过仗，做过官，深知人情世故和官场险恶，1937年后在成都任职，主理防空，后来又成了成都防守司令部副司令。
1949年12月初，实权早就不在严啸虎手里，蒋介石身边的“中央军”和地头蛇川军各不买账，严啸虎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12月8日一早，新繁龙桥，一间不大的屋子，严啸虎和刘文辉、邓锡侯坐着，桌上茶水温吞。
外头传来解放军西线推进的消息，川西平原已经打得天翻地覆，胡宗南“中央军”主力溃败，整个成都其实已经摇摇欲坠。
“你们说，咱们这局还能拖几天？”
“拖，不出三天就该大乱了。”邓锡侯声音低沉严啸虎没多话，他心里明白，成都守不住了，表面是副司令，实则连自己能不能安全脱身都说不准。
蒋介石在北较场黄埔楼的临时指挥部里调兵遣将，顾祝同日夜筹划“川西会战”，但前线溃败的消息一条条传来，没人有心思再硬撑。
严啸虎心里，家国和个人的账，算得越来越明白，成都平民还在照常摆摊、上学，军队却人心涣散，他怕的是一旦兵败，成都会变成一座废墟。
那几天，他常常在夜里踱步，回忆起自己带兵的日子和家乡的味道——那种“今天不知明天身在何处”的压抑感，像一块石头堵在胸口。
8日会议后，严啸虎没有急着走，他带着几个心腹往彭县关口方向侦察地形，心里装着一件事：一旦情势不对，自己和部下该怎么撤、怎么保命。
次日，他回到新繁，把侦查的信息汇报给刘、邓等人，整个会场气压低得像要下雨，没人敢提“起义”两个字，但谁都明白，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不能让成都乱套。”严啸虎终于开口，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平静，但手指敲在桌面上，敲得很有节奏，众人都没接话，但空气里的默契，已经传递得很清楚。
很快他来到彭县龙兴寺，刘文辉、邓锡侯、严啸虎等人正式宣布起义，签署通电。
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人喊口号，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川军起义，拥护和平解放。”
严啸虎当夜给成都防守部队传话：“一切按原样维持，等待新军进城。”他不愿多说，只让人把命令传到每个岗哨，有人问他：“副司令，咱们真的就这样了？”他只回了一句：“保得住成都，比什么都强。”
成都和平解放，没有大规模巷战，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因为川西前线已经崩溃，12月前后，解放军在平原上歼灭了胡宗南集团30多万人，国民党抵抗基础已经被连根拔起。只有这样，起义才有了可能，和平才成为现实。
普通人关心的，是第二天还有没有早饭吃；而严啸虎和他的同僚，关心的是这座城市能不能活下来。
严啸虎起义以后，没再做过大官，他后来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常委，他自己倒是很安静，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偶尔有人问起他当年怎么想的，他只是摇头：“那时候，谁都想让成都好好保下来。”没有大话，也没有自夸，严啸虎的选择，其实是那个时代无数军人、官员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