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与流之间感受纹样魅力（新语·文化强国名家谈）

敦煌是我艺术人生的源头，也是我毕生研究与教学的根脉。而纹样，是敦煌艺术中最具构成规律、最富文化精神的载体。敦煌石窟延续千年，创造出一个融绘画、雕塑、建筑与装饰于一体的艺术殿堂，有着持续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纹样作为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遍布于藻井、华盖、背光、服饰、边饰、地砖等结构与形体之中。它们并非附属装饰，而是与造像、壁画、建筑空间融为一体，构成敦煌艺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组纹样既有装饰性，也有象征意义，更承载着民族的美学精神与时代的文化气息。莫高窟壁画的发展过程中，各类纹样都系统而清晰地证实了：社会文化、宗教民俗、风土人情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在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基础上发展进步的。纹样的演变，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呈现。从北魏的三瓣叶、忍冬纹，到隋唐盛期的卷草纹、宝相花、联珠纹，再到西夏、宋元以石绿为主调的团花纹饰，不同时代的纹样形式和色彩体系，共同构成了敦煌装饰图案的历史谱系，也体现了中华艺术的继承性与创造力。

在几十年的设计教学与实践中，我始终强调“源与流”的观念。所谓“源”，是传统，是流淌不息的敦煌艺术文脉；所谓“流”，是应用，是顺应时代生活所需的艺术设计的创新和发展。我切身体会到，唯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艺术的“流”才能有生命力和创造力。1952年，新中国第一份国礼的设计工作，是我真正走进艺术设计领域的起点，以“源与流”的理念来实践我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后来我参与首都“十大建筑”设计任务，始终以此理念为宗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图案，正是从敦煌唐代的藻井纹样中获得启发。以莲花为井心，配合建筑结构、灯光照明、通风等功能的需要，将敦煌的花型图案与现代功能结合，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空间装饰。这一设计，从1959年建成至今，保存完好，仍被视为传统纹样当代表达的典范。

敦煌纹样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式的繁复美观，更在于其结构的科学性与构成法则。以背光纹样为例，其采用“圆心放射”的构成形式，以“十”字、“米”字划为4、6、8、12偶数等分；再以卷草、宝相花、葡萄、石榴等纹样环绕其上，结构井然，富有节奏。色彩上则以晕染、对比、层次表达立体感与空间感。这些法则在今天的图案设计、建筑装饰乃至数字视觉中依然适用。纹样是一种语言，它有自己的语法、节奏与情感表达方式。我也时常提醒年轻一代的设计者，纹样的当代表达不能浮于表面。不能把敦煌纹样当作素材库随意剪贴，更不能脱离其历史与文化语境进行所谓的“再创作”。我始终强调八字要诀——“学习、研究、应用、创新”。必须从了解“源”开始，从结构、寓意、工艺中汲取营养，再结合当下材料、功能与审美，发展出新的表达形式。这才是“活”的传统。

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课题。而纹样的研究与创新，恰恰是其中极具实践性的部分。它既关乎视觉与美，也关乎文化的态度与认同。敦煌的纹样不再只是壁画上的遗产，它可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织物、器物、空间乃至数字界面中的一种文化符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指的就是文脉，一种民族的、血液里的东西。愿每一位从事艺术与设计的后来者，皆能守住“源”、走好“流”。在新时代中，让这条纹样之脉不断生发、绽放新彩。

（作者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5年11月18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