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经验，听听就得了

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人表示担忧，但也有一些专家教授认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回落到5%甚至4%都是很正常的，还拿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

但小镇觉得，这种说法，似曾相识，之前已经发生过两轮。另一个视角可参见《》《》《》

1.认为环境卡住增长极限

第一轮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被翻译到中国，引发了国内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危机的讨论。

《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由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名教授撰写，1973年首版，中文版于1984年刊印，主要是预测人类未来处境。这个报告的背景是，二战后西方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人为促进经济增长，出现了滞胀等问题，于是引发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认为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迅速消耗，原料与能源匮乏、环境负荷过重，会导致出现“世界末日”。《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就是“世界末日”论调的代表作。

这个报告引入中国的时候，恰逢中国酝酿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1985年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对三峡工程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时，考察团内部就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这个报告比较创新性地运用了计算机技术，说白了就是用计算机做了几个函数图形，放在现在也就是一般本科论文，但放在当年可是新鲜东西。

当时很多人神话西方经济学，也把计算机当成能掐会算的神仙，于是这本集西方经济学和计算机应用的报告就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三峡工程就成为这场全国性大讨论的焦点。

最终1986年6月印发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三峡工程所有重大技术、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证，直到1989年2月，论证结束，历时2年8个月。其间国内聘请了来自各领域的412名专家组成了14个专家组，仅领导小组会议就召开了十次，此外还邀请世界银行及加拿大咨询公司平行进行可行性研究。

关于三峡工程的这次全面论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完成了由自然和社会要素构成的复杂评估体系，全面评估兴建三峡工程的利弊。这次论证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民主和包容性，被后来所有重大问题决策效法。

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和全面论证，最终打破了对“增长”的恐惧。认为环境不是一个封闭、脆弱的系统，而是一个充满着变化和可能性的开放系统，不必担心《增长的极限》描述的世界末日般的未来景象，通过人的主动作为，完全可以打破极限，人的发展也可以与环境形成有益的互动。

这是第一次打破西方关于增长恐惧的大讨论，随后迎来了长达40年的中高速增长，而中国的环境并没有因为发展变差，反而越来越好。

2.认为资源卡住增长极限

第二轮是中国入世之后没几年，当时国际上有一个非常尖锐地质问“谁来供给中国资源？”，认为中国增长面临资源极限，甚至还会进一步拖累全世界。

当时国内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极为活跃，某媒体从2003年开始持续评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而这股国外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也被部分“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传播，“普世价值”这个词非常火爆。

有一篇报道很有名，那就是评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的该媒体，在2004年第9期发表的《警惕中国增长的极限》一文，作者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走美式政治路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正确道路。

这篇2004年文章又拿《增长的极限》说事，认为中国提出“2020年GDP在2000年基础上再翻两番”以及2050年的发展目标不切实际，具体内容小镇不想赘述了，摘抄他的几个核心观点：“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几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供中国消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没有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的中国。中国必须适应这一形势”“中国要克制自己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冲动”等等，甚至还把反对他的人暗讽为思想不独立、不理智、不清醒、不自由等等。

这篇文章以及当时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是第二轮增长极限论调的代表。但没过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论调迅速土崩瓦解，“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了臭不可闻的“公知”，而中国自2004年开始直到2019年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提前40年完成目标。

于是第二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限的论调，有一次破产了。

3.认为产能过剩卡住增长极限

但很快，就来了第三轮，这次是针对产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这一论点被一些人奉为真理、传到中国，最终形成了一个先进替代落后的论调，认为要削减传统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行业，还认为中国应当主动推进去工业化，更多依赖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代表是2012年世界银行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制定的报告。

这一论调去年又在西方盛行，也就是所谓“中国产能威胁论”，跟入世之后几年的论调几乎一致，无非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冲击全球。只不过第二轮说中国增长会消耗全球资源，这一轮说中国增长导致的产能溢出会冲击全球各国的制造业。

几十年来没什么新鲜玩意。

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这时候二战后的复建浪潮已经基本结束，但就算这样，从1949年到1959年，美国GDP平均增速仍然高达6.7%，几乎翻番。

那么凭什么说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中国，就只能保持中低速甚至低增长？中国现在人均GDP才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还正在经历两次科技和工业改革的宝贵机遇，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在未来，而非过去。

怎么现在又开始讨论所谓的“增长的极限”？就这么害怕增长吗？

不过这次的影响力低了太多，毕竟第一次讨论中国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完成市场经济转型、解决环境问题，第二次讨论中国还没有证明能够解决资源不足问题，到了现在，环境问题已经解决了、能源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和人类勘探技术的进步也解决了，甚至全球市场需求随着中国不断开拓发展中国家也被证实潜力无穷。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坚信中国的增长远未到极限，尤其中国的工业产能仍然不够。毕竟14亿人要想达到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商品只能靠中国的工业体系才能满足，现在的产能扩大十倍都未必够，何况全球还有60亿庞大的潜在市场。

打赢论战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策略。

比如现在中国特别强势、产能不足的造船业，2024年底手持未完工订单为20872万载重吨，而2024年完工量仅为4818万载重吨，也就是说就算不再接新订单，以目前的产能也需要4.3年才能完成。

而2025年即使在美国制裁压力下，新接订单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前三季度仍然达到6660万载重吨，使得手持订单量达到24224万载重吨，而前三季度完工量仅为3853万载重吨，要完成当前订单，需要4.7年，而2023年底全部造完还只要3.3年。

中国造船业加班加点，结果从2023年到2025年，待完工的订单更多了。随着美国暂停实施对华造船等行业301调查措施，中国新接订单必然出现爆发式增长。

显然，中国造船业是产能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然而在第二轮对“增长极限”的恐慌论调下，2013年中国造船业被列为“产能过剩”行业，遭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经历了一段颇为困难的时期，当然，回过头来也可以说，当时的限制倒逼中国造船业实现了由量到质的发展转型，更加重视技术进步。

但一码归一码，从2025年中国造船业产能不足来看，十几年前认为造船业“产能过剩”，这个判断是否需要调整？

还有很多行业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4.识别外来错误论调

一定要清醒地识别，来自西方的理论、研究、论调，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值得吸收的？又有哪些存在认知局限？

比如关于先进替代落后的论调。

到底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

曾经一度认为纺织业是落后，半导体是先进。真的这么简单吗？那么当前纺织业大量应用的“黑灯工厂”是先进还是落后？

而且中国是14亿人，不是1.4亿，光靠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吗？

不可能的。回顾过去十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极为迅速，高技术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9.1%上升到2024年的15.7%，但绝对值也不过是从2010年的1.46万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6.36万亿元，与此同时，全部工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6万亿元增加至2024年的40.54万亿元。

传统工业和高技术工业，谁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当然，高技术产业不能只看增长的绝对值，这就像一把宝剑的剑刃，从重量上只占宝剑很小的比重，但没有锋利的剑刃，杀伤力就大为下降，就打不过其他对手；但反过来，如果没有坚韧的剑身，剑刃再锋利也不持久。

工业以及整个经济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依赖整个生态的进步。不可能在剥离传统制造业的情况下，促进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因为传统制造业正是高技术工业的客户和市场，如果传统制造业流失了，高技术工业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也能难长久。

美国之所以出现严重且几乎不可逆的“去工业化”，正是因为在资本至上的理念下，利润低又辛苦的传统制造业被摧毁了，美国高技术工业乃至科技研发，不得不依赖中国。

美国之所以打不赢与中国的贸易战，也正是因为传统制造业的缺失，对民生而言，不起眼的传统制造业产品，才是刚需。

幸运的是，经过前两轮的磨炼，第三轮一眼就被看穿了。所以2021年国家确立了“先立后破”的原则，2024年3月进一步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国包括AI、半导体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需求。缺乏实际市场需要，正是美国AI产业面临的最大危机。

今天的文章简单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增长极限”的三轮“论战”，结论就一句话：

不要给中国经济的增长自我设限，不要恐惧增长、恐惧产能；必须打破错误的、扭曲的西方式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束缚。

在工业和经济增长上，西方相对中国，是失败者。失败者的话，要听，但得有选择性的听，未来更应该由中国去教育西方到底应该怎么搞经济、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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