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最后那一趟航班,坐的是飞机,扛得却是国家的命根子。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北京南边的机场起飞了一架军用飞机。
机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穿得不显眼,话也不多,手里死死拽着个公文包。
别人不知道,但他自己心里清楚,那包里装的是中国刚做完的一个大实验的全部数据。
不是普通的资料,是核武器试验的核心成果,丢了、泄了,后果不是丢脸,是掉命。
飞到半空,快落地时候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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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出了故障,没撑住,炸了。
救援人员赶到后一地残骸,但奇怪的是,有个包完好无损,和两具紧紧靠在一起的遗体放在一块儿。
那包后来送去做鉴定,没错,是郭永怀护着的那份资料。
这事儿传出来后,科研圈炸了,军方也沉了。
一位顶尖科学家,不是死在实验室,也不是死在病床上,是和警卫员一起用命压着国家的档案,烧没了自己,保住了资料。
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发系统里最不能少的那一块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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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郭永怀不是一开始就在国内做研究的。
早年他在美国读书、做实验,混得不差。
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跟钱学森、钱伟长这些人是一个圈子的。
那阵子美国对这些中国科学家看得特别紧,钱学森回国的时候被扣了五年,郭永怀也被盯上了。
美国人那会儿想留他,出了不少条件,什么职位、薪水、研究经费都给得挺足,但他就一句话,“我要回国。”回国这俩字,说起来轻,办起来难。
他知道自己一旦动身,那边能用的招数全能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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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监视、盘问,还有可能动家人、扣证件。
他干脆利落,烧了自己的一堆科研成果,烧得干干净净。
他说过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在脑子里。”
1956年,他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回了国。
一进北京,没几天就进了中科院。
那时的中科院不像现在,有多少先进设备,那时候连纸都要省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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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一点没嫌弃,从头干起,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核武器模拟试验。
他和李佩其实是留学时候认识的。
李佩是个语言天才,北京大学出身,后来又去了康奈尔。
他们俩在异国他乡认识、相识、相爱。
婚礼是纽约一个小镇的市政厅办的,主持人是当地市长。
婚后住在一栋三层别墅里,生活过得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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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女儿郭芹出生后,一家三口过得挺平静。
可这份平静不长。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俩一个回到实验室,一个走进讲台,彻底扎在了中国的科研系统里。
回国以后,郭永怀基本没怎么休息过。
他不是外向的人,话少,但做事特别稳。
很多重要的科研会议上,他不多说废话,拿出的都是有分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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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空气动力学上的造诣,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飞行参数计算。
实验做得越深,他就越沉得住气。
别人不清楚他在干嘛,连李佩也不知道。
她常年一个人带孩子、去教书,问他工作,他只说一句:“不能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沸腾了一阵。
李佩那时候才明白,丈夫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不说话、连节日都不在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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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想,是不能。
又过了几年,郭永怀的工作更忙了。1968年那次飞行,是他带着新一轮氢弹试验数据去北京汇报。
如果那份资料丢了,整个项目得推迟一年以上,技术也可能被外国盯上。
事故发生后,李佩没哭,也没闹。
她在床上躺了三天,然后照常去上课。
她清楚,郭永怀那口气断得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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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看重的是国家的科研进度,不是自己的安危。
她后来把自己的一生也埋进了教育里。
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她教了几十年,直到九十多岁还坚持讲课。
她上课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只有一次没有笑,那是她唯一的女儿郭芹去世的时候。
她处理完后事,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教室里。
学生说,那天的李老师,脸上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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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李佩也走了。
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和郭永怀葬在一起。
他们的墓,至今立在北京西郊的一片安静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两人名字,旁边没有多余的碑文。
这对夫妻,一个用命守科研,一个用一生教学生,走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却是后人几十年都走不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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