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唯一幸存的女性：躲在男厕尿池逃过屠杀，江姐就睡在她上铺

2014年，重庆垫江县的一个老房子里面，一位老人躺在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镜子。镜面早就模糊不清了，边框更是锈得发黑，连原来的颜色都看不出来了。

弥留之际，她对守在床边的家人念叨：“把镜子……好好收着，千万别丢了……”

这面镜子，她藏了一辈子，旁人都不知道这个镜子到底有啥稀罕的，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照不清的镜子里，藏着那个让她记了一辈子的女人：江姐江竹筠。

这位老人，就是渣滓洞当年的幸存者中唯一的女性，盛国玉。

1926年，盛国玉生在重庆垫江县的沙河乡。

那会儿的农村，姑娘家大多早早跟着爹妈学做家务，到了年纪就找户人家嫁了，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盛国玉原本也该走这条路，直到她遇见了余梓成。

余梓成比盛国玉大几岁，是个读过书的年轻人，说话做事都跟村里其他人不一样。两人处对象时，余梓成才偷偷跟她说：“我是川东地下党的，干的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事。”

那时候，盛国玉连“地下党”是啥都说不太清，只知道丈夫要做的是正经事，就跟着他一起忙活。有时候帮着传递个纸条，有时候给来家里开会的同志烧壶水，再后来，她也慢慢明白，“革命”就是要把欺负人的国民党反动派赶跑，让大家都能抬起头过日子。

1948年，局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到处抓地下党，余梓成因为身份暴露，只能躲起来。可特务没抓到余梓成，就把主意打到了盛国玉身上。

那年10月，一群穿黑衣服的特务闯进家里，没等盛国玉反应过来，就把她捆了起来。“你男人是共党，你肯定也知道底细！”特务凶巴巴地吼，盛国玉咬着牙说：“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盛国玉被从垫江转到重庆，最后扔进了渣滓洞监狱。那时候她才22岁，双手还没干过多少重活，却要面对这暗无天日的牢笼。

渣滓洞是座山坳里的监狱，墙高得能挡住天，牢房里又暗又潮。盛国玉被分到了女牢房二室，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20多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就是江竹筠，大家都喊她“江姐”。

那时候江姐刚刚受过刑，双手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指关节都变了形，可她坐在铺位上，腰杆还是挺得笔直。盛国玉的铺位就在最里面，紧挨着江姐。

两人第一次说话，是盛国玉给江姐递了个窝头：“江姐，你吃点东西吧，看你脸色不好。”江姐接过窝头，冲她笑了笑：“谢谢你啊，国玉。”

女牢房二室就那么大点地方，十几个人挤在几张木板床上，晚上翻身都得小心翼翼。

江姐的铺位在上铺，离天花板只有几指宽，要爬上去得抓着床头的栏杆。可江姐的手受了刑，根本用不上劲，每次上铺都得用手腕勾着栏杆，一点一点往上挪，身子抖得厉害，额头上全是汗，却从来没哼过一声。

有一次，盛国玉看着江姐又在费劲地爬铺，实在忍不住，就伸手从底下托了她一把，眼泪更是顺着脸颊往下掉：“江姐，你疼就喊出来吧，别憋着了。”江姐转过头，用没那么肿的手背擦了擦她的眼泪，说：

“国玉，莫哭。咱们干革命，哪能不受苦？这点疼跟老百姓的苦比起来，算啥？”

在渣滓洞的日子，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特务时不时就来带人去审讯，回来的同志总是伤痕累累，不是少了块肉，就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可只要江姐在，牢房里就总有股劲儿。

晚上等看守睡着了，江姐就会小声跟大家讲外面的局势：“解放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很快就能打到重庆了，天快亮了。”有时候，她还会教大家认字，指甲在地上写几个字，让年轻的同志们跟着念。

盛国玉记得，有回新来的一个小姑娘，刚进牢房就哭着要妈妈，说想出去。江姐坐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说：“妹子，咱现在受点委屈，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不用受委屈。你看国玉，跟你差不多大，不也在这儿挺着吗？”

几句话下来，小姑娘就不哭了，后来也成了能扛事的硬骨头。

那时候牢房里缺衣少食，冬天更是冷得厉害，大家就用薄被子凑在一起盖，夏天蚊子多，就轮流用蒲扇扇风。盛国玉偷偷藏了一面小圆镜，是她入狱前缝在衣角的，磨得都看不清人影了，平时谁都舍不得用。

江姐偶尔会借过去，对着镜子理理头发，再还给盛国玉时，总会说：“这镜子虽小，却能照见咱们的精气神，可不能丢了。”

1949年11月14日，这天的渣滓洞特别安静，就连看守的脚步声都比平时轻了不少。中午过后，几个特务突然闯进女牢二室，喊了一声：“江志炜（江姐的化名），出来！”

牢房里一下就安静下来了，谁都知道“出来”意味着什么。有人红了眼睛，有人背过身去不敢看。江姐却慢慢站起身，先理了理身上破旧的囚服，然后转头看向盛国玉：“国玉，把镜子借我用用。”

盛国玉的手都在抖，赶紧从衣角里掏出那面小圆镜，递给江姐。江姐坐在床沿上，用那双已经肿得连镜子都快拿不稳的手，一点一点梳理自己的头发。

她梳得特别仔细，每一根头发都要捋顺，就算手一抖扯到了头发，也只是皱了下眉，没吭一声。

旁边的同志都在偷偷抹眼泪，江姐却像没看见似的，一边梳头一边跟大家说：“同志们，别难过。咱们干革命，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只要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就死得值。”

梳完头发，她把镜子还给盛国玉，又挨个跟牢房里的同志握了握手，最后说：“保重，同志们，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走了。”特务在门口催得急，江姐转身走出牢房，脚步没有一点犹豫。

盛国玉扒着门缝往外看，直到江姐的身影消失在拐角，才忍不住蹲在地上哭出声。那天晚上，盛国玉和其他同志一夜没睡。后来他们才知道，江姐被带到了电台岚垭，和30名同志一起，被特务用枪打死了。

牺牲前，江姐还喊着：“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姐牺牲之后，渣滓洞的气氛就越来越压抑了。大家都在盼着解放大军赶快来，可他们没等来解放，反而等来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1949年11月27日，重庆的天特别冷，还飘着点小雨。晚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大家喝完就蜷在铺位上，想靠着互相取暖。大概半夜的时候，突然听见院外传来特务的喊叫声：“提人！提人！”

一批又一批的同志被带走，接着就听见“砰砰”的枪声，还有同志们的呐喊声。盛国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紧紧攥着身边同志的手，浑身都在抖。

没过多久，枪声就到了女牢房门口，特务把机枪架在了窗口，子弹像下雨似的往牢房里量打。盛国玉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倒下去，温热的血溅到她的脸上、身上，烫得她心口发疼。

她脑子一懵，突然想起江姐说的“要活下去，才能给同志们作证”，就赶紧跟着倒下，把自己埋在战友的身体底下，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

特务扫射完，又拿着枪进牢房补枪。脚步声离盛国玉越来越近，她能听见特务踢着地上的身体，嘴里还骂骂咧咧。有一次，特务的皮鞋就踩在她的胳膊旁边，她闭着眼睛，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还好特务没发现她还有气，转身走了。

等特务都离开牢房，盛国玉才慢慢爬起来。牢房里到处都是血和尸体，屋顶的木板都被打穿了，冷风灌进来，吹得人直发抖。她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久留，得赶紧逃出去。

盛国玉顺着墙根往门口挪，刚到院子里，就看见特务在烧文件，火光把天都映红了。她不敢乱跑，看见旁边有个男厕所，也顾不上脏，一头扎了进去，躲进了角落里的尿槽里。尿槽里又臭又冷，可她只能缩在里面，用衣服把自己裹紧，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躲在厕所里的还有几个男同志。大家都不敢说话，就那么熬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听见外面传来老百姓的喊声：“着火了！渣滓洞着火了！”

原来特务为了毁尸灭迹，放火烧了牢房。附近的农民听见动静，就拿着锄头扁担跑过来救火，看到厕所里藏着人，就赶紧把他们都拉出来。

盛国玉那时候都快晕过去了，身上又脏又臭的，还沾着血，农民们找了件干净的衣服给她换上，又把她送到了附近的山里躲起来。

1949年11月30日，盛国玉在山里听见山下传来震天的喊声：“重庆解放了！解放了！”她从石头后面探出头，看见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红旗往山上走，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江姐说的“天快亮了”，真的来了。

下山后，盛国玉四处打听余梓成的消息，可最后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原来余梓成躲起来后，还是被特务找到了，为了不泄露组织的秘密，他宁死不屈，最后也被杀害了。

虽然内心十分悲痛，但盛国玉却始终都没忘了自己的使命，她是渣滓洞的幸存者，得把江姐和其他同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后来她在垫江县的群众委员会工作，再后来又调到了日杂公司，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她都踏踏实实做事，就像江姐教她的那样，不抱怨、不偷懒。

1982年，盛国玉离休了，可她比以前更忙了：学校、部队、机关单位，只要有人邀请她去讲渣滓洞的故事，她都答应。

每次讲的时候，她都会把那面旧镜子戴在身边，指着镜子说：“江姐就义前，就是用这面镜子梳的头。她不是为了好看，是想告诉我们，革命者就算到了最后一刻，也得有尊严。”

1996年，70岁的盛国玉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共党员证。

原来她从解放后就一直申请入党，因为当年没有正式的入党手续，一直没批下来。后来组织上了解到她的经历，特批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拿着党员证的那天，盛国玉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轻声说：“余梓成，我入党了；江姐，我没辜负你。”

晚年的盛国玉身体不太好，可只要有人来问渣滓洞的事，她都愿意讲。她还写了回忆录，一笔一划地记录下那些日子，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有人劝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歇着吧。”她却说：“我怕我走了，就没人记得江姐他们了。我得把故事讲下去，让后辈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2014年，盛国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家人也按照她的遗愿，将镜子好好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