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蜀山：被特警打停的庭审

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7日下午，在从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返回看守所的警车上，被告人许威被车内两名蒙面的特警殴打，导致其右手腕当场骨折。

当许威质问车内的法警执法记录仪是否开启时，他得到了一个技术性的、也是唯一官方的回应：

待机中。

故事要从那声脆响说起。

警车在合肥的暮色中行驶。许威坐在后排的中间位置，他的左右两边各坐着一个沉默的男人。

他们穿着特警制服，脸上是：

只露出眼睛的黑色面罩。

突然，右边那个蒙面男人动了。他没有预兆，也没有言语，只是伸出手，精准地抓住了许威的右手手腕。他的动作不像是一次临时的控制，更像是一次经过预演的、机械般的操作。

许威还没来及做出反应，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将他的手臂扭向一个反常的角度。紧接着，那名特警以自己的膝盖为砧板，将许威的手腕猛地往下磕去。

车厢里响起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的声音：

咔嚓。

许威痛苦地喊出声：

手断了！

身旁那个刚刚完成这一切的蒙面人，转过头，隔着黑色的面罩，用一种冷得像冰的语气，回答了两个字：

没事。

这两个字，比那声骨裂更让人不寒而栗。它宣告了，刚刚发生的一切，是故意的，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许威忍着钻心的疼痛，望向车里的一名法警，用尽最后的力气质问执法记录仪是否开启。

他得到的回答是：

待机中。

“待机中”。

这三个字，像一个开关，关掉了车厢内最后一缕名为法治的光。

警车继续行驶。

它没有直接开回看守所。在看守所，值班人员看到了许威的手腕，做出了一个决定：

拒绝收押。

警车再次启动，将许威送到了安徽省立医院北区。

医生的诊断很直接：

桡骨两处骨折。

治疗建议是：

立刻住院，手术治疗。

宋芹后来得知，押解的法警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带着许威，去了医院的另一个院区，要求医生进行一种听起来创伤更小的治疗方案：

人工复位。

许威拒绝了。

他没有接受任何治疗。

最终，他被带离了医院，送进了一个更神秘的地方：

监管医院。

在城市的另一端，宋芹正在家中等待。她时不时地看一下手机，等着律师关于丈夫庭审结束的消息。她以为，这一天最难熬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她还不知道那辆警车里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丈夫此刻的去向。

她只知道，她六年未见的丈夫，正在里面接受一场她无法旁听的审判。

她不知道，那场审判，早已因为暴力而偏离了轨道。

更不知道，对她的家庭而言，这一天真正的磨难：

才刚刚开始。

1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7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门口，已经形成了两支泾渭分明的队伍。

一支队伍很长，沿着台阶从上往下排开，大约有五六十人。队伍里的人大多衣着休闲，表情平静。大部分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彼此之间少有交谈。

他们不是家属。

另一群人则谈不上是队伍。宋芹、花红霞、董锦华、童庆云和其他几十名从各地赶来的家属，被一排法警组成的人墙拦在另一侧。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六年没见过自己的亲人。

一个法警对她们说：

里面没有位置了。

这个理由无法让她们信服。江永勇的母亲童庆云亲眼看到，法庭里面“好多空位子”。一位家属则注意到一个更刺眼的细节：那些排队的人，可以带着手机进去；而她们这些家属，却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为什么他们能带手机？”她问。

没有人回答。

长长的队伍开始移动，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法院大楼。家属们只能在原地看着。她们想不通，前一天晚上九点休庭时才临时接到开庭通知，这些人是怎么提前知道，又是如何拿到了旁听证？

混乱中，家属们围住了一个刚刚进入大厅的年轻女孩。她脖子上挂着紫色的旁听证，编号035。

“你是谁的家属？”有人问她。

“我不是家属啊。”女孩回答。

“那你为什么能进去？”

女孩犹豫了一下，小声说：

是政府通知的。

“政府通知的！”这句话像一颗信号弹，瞬间在家属中引爆。人群开始骚动，对着法警高喊：“他们是政府安排的！她自己讲的！”

而在法庭内部，那些“被通知而来”的观众们已经坐定。一位得以短暂进入又被赶出来的家属说，她看到里面的场景是：

在上面有的睡觉的，有的大哈欠的，有的已经睡熟的。

法院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午餐。

就这样，一场本应公开透明的审判，在开庭前，就已经被两种不同的观众分割成了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在门外，挤满了焦急、愤怒、却无法进入的至亲。

另一个世界在门内，坐满了平静、漠然、甚至昏昏欲睡的陌生人。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场司法戏剧所需的最重要的道具：

公众。

只是，真正的公众，此刻正被挡在高墙之外。

2

在成为那个被蒙面特警打断手骨的囚徒之前，许威的身份是获政府认可的企业家。

他毕业于武汉体院，干过土方，开过餐饮连锁“日月明”，后来又踏入民间金融领域。被告人董青飞的哥哥董凯记得弟弟说过，许威为人朴实低调，有时候还跟工人们一起干活。

2010年，经人介绍，许威认识了张某明。

彼时的张某明，正陷于一个巨大的泥潭。他名下的“安徽国际五金机电商贸城”，一个占地数百亩的明星项目，因高息举债而资金链断裂。工程停摆，商铺无法交付。项目背后，是七千户家庭的血汗钱。

多次爆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让这个项目被公安部列为重大消防隐患单位。

张某明向许威求救。许威陆续投入了超过两个亿的现金。最后一笔数千万的借款，是他亲自陪着张某明到银行，看着钱转入政府的规费账户。

但这笔钱，对于填补五金城这个无底洞，只是杯水车薪。

2011年底，泡沫破裂。

面对这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合肥市包河区政府开始深度介入。他们首先引导债权人自救。2012年，许威和其他几位大债权人以“债转股”的形式，组建新公司接管了项目。但在胡晓峰等人的主持下，公司信息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项目再次陷入僵局。

两年后，2014年12月，包河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委托他人找到了许威。

宋芹后来回忆，政府当时的态度很明确：

希望许威能“有责任、有担当地出来，把五金商贸城的遗留问题解决掉”。

许威没有退路。在家中，他对妻子宋芹说，这或许是个火坑，但他必须跳下去。在随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他被推举为新任董事长，并向所有人承诺四到五个月内，拿出一套解决方案。

2015年7月，一套被称为“一揽子处理方案”的复杂重组计划，被摆在了包河区政府的案头。方案的核心，是通过精密的资产和债务测算，让所有利益方都承担一部分损失，也分享一部分未来的收益。

这个方案务实、大胆，也足够公平，迅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政府的认可。2015年8月，包河区政府正式下文批准实施。同年10月，区政府再次发文，成立“现场办”，许威是在“现场办全程参与”的情况下，负责监督和指导重整工作。

2019年11月27日，时任合肥市常务副市长罗云峰主持市土地管理委员会会议，对这个“一揽子方案”给予了全面肯定，并原则同意将“五金城”的违规建筑资产合法化。

历经近十年动荡，那个曾让七千个家庭欲哭无泪的巨大烂尾楼，终于在许威的手中，起死回生。

他成了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3

“五金城”活了过来。那些曾经一文不值的烂尾资产，又开始变得值钱。那个一度消失在债权人视野里的张某明，也回来了。

他找许威要钱。许威没给。他又让许威的公司替他还个人债务。许威没同意。他又提出，要在项目旁边的空地上加盖违建，快速牟利。

许威也拒绝了。

然后，张某明开始写信。

他写了很多信，寄往各级部门，尤其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信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

许威是黑社会。

他声称自己在2011年被许威非法拘禁长达半年，并被迫交出了公司。

这个指控听起来很严重，但它有一个问题：

它是假的。

后来，一份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内部的《会商纪要》，为这个指控的荒谬性提供了官方背书。

纪要显示，办案机关内部经过多轮会商后，得出的结论是：

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许威非法拘禁罪。

纪要指出了几个无法回避的常识性漏洞。

比如，张某明声称自己被拘禁了半年，但在此期间，他不仅多次自由外出、参加饭局，甚至还以公司名义，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一份金额高达3.8亿元的贷款协议。

一个被“非法拘禁”的人，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

然而，在当时“扫黑”的高压态势下，逻辑和证据有时并不重要。

一纸来自中央督导组的督办线索，足以启动一部强大的机器，哪怕这台机器要碾压的，是一个被内部认定为虚假的目标。

2019年10月2日，国庆节的晚上，张圣长的妻子花红霞正带着孩子们在矿山上与丈夫团聚。合肥来的七八个公安，将张圣长从饭桌上带到了办公室谈话。

他再也没能回家。

几天后，花红霞收到了逮捕通知书。丈夫的罪名，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许威，以及他的另外几个员工，也相继被带走。

办案机关拿出了“倒查20年”的决心。

一些陈年旧事被重新翻出，与五金城的经济纠纷打包在一起。2020年9月30日，合肥市包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威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许威获刑十一年。

判决后，一位五金城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给花红霞打了个电话。

那个人说，张某明认为许威判轻了，还在找人搞他们。

他还说：

你家就不要去掺和了。人出来就好。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花红霞听懂了。律师也告诉她，丈夫的刑期是一年一个月，扣除已关押的时间，很快就能出来。虽然不合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在家庭的讨论中，他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结果：

不上诉，“认栽”。

花红霞和孩子们开始为丈夫准备新衣服、新鞋。老母亲准备好了他爱吃的饭菜。她们想象着很多很多接他回家的画面。她们以为，这已经是故事最坏的结局。

她们只是没想到，在中国，有时候，“认栽”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围猎的开始。

4

就在合肥的司法机器围绕许威案高速运转时，一百多公里外的池州市，一个看似早已尘埃落定的旧案，被悄然激活。

这步棋的关键，是一个叫杜和玉的男人。

2015年5月18日，在青阳县双木榨矿业，因运输问题，公司员工与前来要钱的当地村民发生冲突。

杜和玉在挥舞棍棒驱赶带头者时，不慎击中了一旁跑过来的老人何某玉的后脑。老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杜和玉立即自首。2016年，青阳县法院认定其不具备伤害故意，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半。

杜和玉的妻子董锦华回忆，对于这个判决，全家“完全可以接受”。

她说：

做错事情嘛，就应该有应有的惩罚。

杜和玉本人也平静地接受了。他觉得，毕竟出了一条人命，自己应该承担责任。

他在里面努力改造，获得了假释资格。2019年，杜和玉得到了国家特赦（时值国家成立70周年）。

董锦华记得特赦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正在公司上班的丈夫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来报告喜讯。婆婆当天特意准备了几个菜，晚上还陪儿子喝了一杯。全家都以为，生活终于可以回归平静了。

“以前政策不允许咱们要二胎，”董锦华说，“现在既然开放了，就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他们甚至到医院去做了各项身体检查，为新生命的到来做准备。

希望的阳光，只照耀了十九天。

十九天后，合肥市包河分局的警察找上了门。“以涉恶为由，对他进行了强制措施。”

更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踵而至。就在杜和玉被带走后不久，2019年10月10日，青阳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人申诉的情况下，主动对那起早已特赦的“过失致人死亡案”提起了再审。

这一次，判决的结果天翻地覆。法院采纳了部分前后矛盾的证言，将“过失”强行解释为“间接故意”。最终，在2020年8月，也就是许威案第一次判决前一个月，杜和玉的罪名被改判为性质恶劣得多的“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刑期从四年半，一跃升至：

十年半。

当听到这个结果时，董锦华说“天都塌了”。

她和家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只是针对杜和玉个人的残酷改判，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许威案判决，送上一颗最关键的弹药。

一个足以证明该团伙具备极端暴力性的血腥案例。

一枚棋子，就这样被锻造出来了。

5

花红霞本以为，丈夫张圣长“认栽”后，这个家庭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她开始倒数着丈夫回家的日子。

然而，2022年3月18日，一个消息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已经—在安庆监狱服刑近三年的许威，被一纸调令，由合肥公安人员押回了合肥市看守所。紧接着，其他已判决的团伙成员，包括杜和玉、张圣长等人，也陆续被从各自的服刑地提回。

一场规模更大、定性更重的风暴，正重新集结。这一次，目标不再是“恶势力”，而是：

黑社会。

这场被辩护律师们称为“炒回锅肉”的司法行动，像一门神秘的烹饪术，其过程充满了外人难以理解的玄机。

首先，主料的选择似乎并不顺利。根据一位来自北京的资深律师后来披露的信息，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内部，对这盘回锅肉的主料——许威的核心罪名——进行了多次品鉴，结论并不乐观。

律师声称，有专案组成员向他们秘密提供了两份关键的内部《会商纪要》。纪要显示，新成立的“11.3”专案组在对案件进行深入复核后，得出的内部结论是：

关于张某明指控的核心——“非法拘禁”，纪要明确指出：

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许威非法拘禁罪。

关于“强迫交易”，纪要也倾向于认为：

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这意味着，主厨在动手前，就已经知道这块肉可能有问题。然而，烹饪并未停止。

在某些领导的强行干预下，案件被中止审理，厨房获得了长达18个月的时间，去继续为这盘回锅肉寻找新的佐料。

董青飞和江永勇的案子，就是最典型的佐料。

2015年青阳县矿山那场冲突之后，他们二人都因妨害公务的行为，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董青飞的哥哥董凯记得很清楚，处罚的执行方式是让他弟弟“每天在我们老家派出所都要去报到”。这是一个已经执行完毕、有明确结论的治安案件。

但在新的涉黑案侦查中，这起早已处理过的旧事，被重新捡起，并被拔高定性为两项刑事罪名：

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

同一个行为，一次行政处罚，一次刑事追诉。“一事不再理”这条基本的法律原则，在这里被公然漠视。

同样被当作新佐料的，还有张圣长那笔看似微不足道的失业金。2022年底，当警察第二次敲开花红霞的家门时，张圣长正在厨房里围着围裙给发烧的孩子做饭。这一次，他被带走的理由中，就包括了这项在2016年依法申领失业金的行为，罪名是：

诈骗。

当然，所有佐料中，分量最重、味道最爆裂的，依然是杜和玉那起被强行从“过失”扭转为“故意”的伤害致死案。

在新的起诉中，这个已经被池州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中案，被直接当作一个不可动摇的“已决事实”搬了过来，作为指证整个犯罪集团具备极端暴力性的核心支柱。

2024年4月，第一巡视组进驻安徽。许威案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向巡视组反映了案件存在的问题。

据许威的姐姐后来分析，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都与这次反映问题遭到的打击报复有关。

同年4月，经过长达两年的回锅翻炒，这份拼凑了26起犯罪事实、涵盖了十余项罪名的涉黑大案，终于被移送至蜀山区检察院。

或许是拼凑的痕迹过于明显，检察院最终做出了“去黑留恶”的决定，将指控从“黑社会性质组织”降格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一个比2020年“恶势力犯罪团伙”更进一级的定性。

罪名可以变换，但烹饪这道菜的决心，似乎从未动摇。

2025年11月4日，这盘反复烹炒、滋味复杂的回锅肉，终于被端上了蜀山区人民法院的庭前会议桌。只是，没有人想到，这场会议，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直接点燃了三天后的那场大火。

6

2025年11月6日下午，庭前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因不满法官吴小水和朱传年对案件管辖权等核心程序问题的处理方式，许威等多名被告人当庭表达抗议，并集体退庭。

审判长的反应更绝，他说：

人走了，庭审继续召开。

律师们当场抗议，称这是违法庭审。但法官又是警告，又是训诫，硬是把程序往下推。于是，蜀山区法院第一审判庭里，出现了卡夫卡式的一幕：一边是坐满了人的旁听席；另一边，是被告席上那：

六张空空如也的椅子。

一位现场人员后来回忆，法官们当时“紧张到饭都不敢吃，水都不敢喝”，似乎是接了“不准休庭”的死命令。

这场没有被告的审判，为第二天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1月7日上午，庭审在一种被分割的、无声的哑剧中继续。家属们在门外能听到的，是法官吴小水不断敲击法槌和训诫律师的声音。而在被告人的世界里，大部分时间是失联的画面和死寂的沉默。

就在一个信号短暂恢复的瞬间，许威抓住了机会。他对着摄像头举起手，用尽全力喊出了那句穿透了层层屏蔽的话：

我被打伤了！

信号立刻被切断。

但这声呼喊，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法庭内外，一片哗然。另一间视频法庭里，江永勇也举起了手，向法官示意自己同样遭到了殴打。

律师们当即要求休庭，对被告人进行验伤。法院的医生来了，检查结果证实了他们的说法：

许威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

庭外的混乱，则在同步升级。

一位身穿黄色羽绒马甲的许威家属，冲着一排由法警组成的人墙，反复向警号为007177的法警展示自己泛红的手腕。

“看把我手抓烂了怎么办？！”

她情绪激动，声音嘶哑。一名年轻的法警（警号311222）看着她，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冲突升级的节点，源于对一位被告人朋友的抓捕。

当时，这位朋友正与警察理论。警察威胁道：“你不要再吵，再吵我马上就给你带走。”

朋友回答：“那你有本事把我们都带走吧。”

话音未落，一名警察便掐着他的脖子往外拖。

混乱中，一位男性家属冲到前面，举起了手机。

他成为了第二个目标。

据他后来自述，七八个警察向他冲来，将他撞到进出的闸机口，然后强行拖出法院大厅。

“把他放倒！”他清晰地听到有人下令。

四五个警察试图将他按在地上，但他一直在抵抗。最终，在被拖拽至楼梯时，他被摔倒在地，腰部受伤。

“把他架走！”一个穿便衣的、看似领导的人再次下令。

五六个人，一个抬胳膊，一个抬腿，把他像抬一个牲口一样，抬上了警车。

而那位最先被拖拽的朋友，则被一群制服奇怪的男人控制。他们的蓝色上衣背后，印着四个醒目的白色大字：

合肥教官。

7

许威的手腕断了。这个无可辩驳的物理事实，开启了一场新的、更令人绝望的战争。这一次，敌人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施暴者，而是一个由无数个办公室、接待窗口、紧闭的大门和无人接听的电话所构成的，无形而巨大的迷宫。

家属们成了这个迷宫里不倦的奔跑者。她们的路线图上，标记着一个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

市检察院、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派出所……

第一站，是看守所所属的雙鳳派出所。她们要去报案。一个公民在执法过程中被殴打至骨折，这无疑是一起清晰的刑事案件。然而，派出所的答复干脆利落：

这个不属于我们管。

皮球被精准地踢了出去。

她们去了合肥市检察院，去了市纪委，又去了市中级法院。在这些象征着监督与公正的宏伟建筑里，她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递交着同样的材料。有时，她们能见到一个负责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对方礼貌地收下材料，然后就没有了下文。更多的时候，她们面对的是冰冷的门禁和保安。

电话成了她们试图穿透高墙的唯一工具。11月12日，星期天，她们得知周四是合肥中院的院长接待日，便开始一遍遍地拨打那个公开的预约电话。几个小时后，电话奇迹般地接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花红霞后来回忆那一刻，语气里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

电话那头，一位接待人员公式化地询问是谁的案件。

“是许威案件。”

这句话像一个魔咒。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许威案件正在审理当中。”然后，在她们还来不及说出第二句话之前，“咔哒”一声，电话被直接挂断。

她们不甘心，继续拨打。几个小时后，电话再次接通。这一次，她们抢着说：“我们还是许威案件，我们有其他的诉求！”

对方的回答更快，也更决绝：

这个诉求不属于我们法院院长管理！

电话再次被挂断。

“听到‘许威案件’这四个字的时候，”花红霞说，“压根就不给我们家属说话的机会。”

迷宫似乎被设计得天衣无缝，所有的通道最终都指向死胡同。就连许威的伤情，这个最基本、最紧急的人道主义问题，也成了一个无法触及的黑箱。

市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们，想了解伤情，应该去问看守所。于是，11月12日一早，家属们又跑到了合肥市看守所。这一次，她们连一个可以对话的人都找不到了。看守所所长和相关领导的电话，永远无人接听；发去的信息，石沉大海。纪委监察室的固定电话，也只传来一阵阵空洞的忙音。

门口的保安似乎早已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他用一种近乎同情的语气对她们说：

你们根本在这里找不到任何领导，任何领导也不会接见你们的。

高墙矗立，迷宫深邃。而就在家属们在迷宫里兜兜转转、筋疲力尽的时候，她们发现，自己也成了被迷宫观察的对象。

11月12日，江永勇的爱人第一个发现了异常。在中院咨询完出来后，她注意到一名在接待处旁听她们诉说的便衣男子，正在不远处骑着一辆电动车，不远不近地跟随着她们。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花红霞。

花红霞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她们步行回到人民检察院，发现那个身影依然如影随形。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花红霞在后来的讲述中，语气里充满了困惑与恐惧。

一位因拍摄被告人朋友被带走而自己又被带走的男性家属，体验了迷宫的另一重维度。他被带到派出所后，先是经历了人格侮辱式的安检——脱鞋、抽掉裤带，然后被关在一个小铁屋里。第一次讯问极其简短，他感觉对方只是在用手机向某人实时汇报。

在被关押了约八个小时后，第二次讯问开始了。讯问的核心只有一个：

手机密码。

“你配合跟不配合是两码事。”警察对他说。

他交出了密码。警察以“提取备样”为由拿走了手机。等手机还给他时，警察当着他的面，将所有拍摄的视频全部删掉。

最后，他被要求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到法院要“配合”，不准“大声喧闹”。

他走出了派出所。视频没了，保证书签了。那一天的抗争，仿佛从未发生过。

8

在合肥的这场司法风暴中，有两个关于父亲与儿子的场景。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共同指向了这场悲剧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

无法弥补的亲情创伤。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张圣长被释放之后。

2020年第一次判决后，他和家人选择了“认栽”。有人私下告诉他们，刑期不长，“很快也就出来了”。他们放弃了上诉，以为忍耐可以换来团圆。

但张圣长的父亲没能等到那一天。在儿子被关押的一年中，这位老人因为太过思念，也因为觉得儿子“太不公平”：

抑郁而终。

一位来自北京的资深律师曾向有关部门请求，让张圣长回家为父亲送终，但“也没有如愿”。

这成了张圣长心中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回家后，在父亲的那个坟上呀，他哭了整整几天。”他的妻子花红霞回忆道。那几天，他跪在冰冷的坟前，用自己的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捶打着坟堆上的泥土。

花红霞说，他那样就是伤害自己，那惩罚自己：

没有尽孝。

在那个瞬间，他不是什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他只是一个错过了与父亲最后告别的、追悔莫及的儿子。他的每一次捶打，既是在惩罚自己，也是在无声地控诉那个让他无法尽孝的、看不见的系统。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2025年11月8日，许威被打至骨折后的第二天。

宋芹的二儿子得知了父亲在法庭上的遭遇。这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心里非常难受”，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向学校请了一天假。

他没有去任何部门申诉，也没有加入母亲和阿姨们的奔走队伍。他和一位律师一起来到了合肥市看守所的门口。

他知道自己进不去，也见不到父亲。他就只是站在那里，站在那个离父亲最近的地方，静静地等待。他想第一时间从会见结束的律师口中，得知父亲的最新情况。

宋芹后来转述儿子的话，他说：

这是离爸爸最近的地方。

这是一个儿子在父亲遭遇暴力后，所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无力的支持。他无法冲破高墙，无法为父亲讨还公道，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去靠近那堵墙，用自己的等待，去完成一场沉默的陪伴。

在父亲的坟前，一个儿子在为缺席而自责。

在父亲的监牢外，另一个儿子在为在场而坚守。

他们一个捶打着冰冷的土地，一个凝望着冰冷的高墙。他们的故事，构成了这起案件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

法律可以审判罪行，可以定义团伙，但它无法衡量，也无法弥补，这些发生在一个个普通家庭内部的、关于父与子的、最深刻的创伤。

9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杜和玉的妻子董锦华，依然记得丈夫在进入那场失控的庭审前，对她们说过的话。

那是2025年11月6日的早上，法警把他从囚车上押解下来。在走向法院大门的那一小段路上，他看到了前来探望的家属们。隔着一段距离，他冲着她们高声喊道：

要相信正义，相信法律。

那是11月6日。

二十四小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在看守所和警车里，分别遭到了殴打。

董锦华后来问：

法律约束的是谁？正义又在哪？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她。

但某种东西，还是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家庭中，顽强地存留了下来。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对法律程序天真的信任，而是一种在见识了深渊之后，依然选择向上看的决心。

宋芹在被问及支撑她不断奔走、不断发声的核心动力时，她的回答已经超越了一个妻子的个人情感。

她说，那是：

对真相的执着，对自我尊严的捍卫，以及对司法的公平公正，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信念。

在合肥冬日的某个下午，她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再次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家中。丈夫许威的伤势如何，下一次开庭在何时，市检察院成立的“调查小组”又在何方，一切都还是未知。

故事没有结局。

这场被打断的庭审，至今没有再次开庭的消息。

在律师圈，一个优秀的律师，能凭一己之力“打停”一场不公的庭审。

但在2025年11月的合肥，我们见证了一种全新版本：

一场被特警打停的庭审。

对于宋芹、花红霞、董锦华、童庆云和所有仍在抗争的家属们来说，她们的讲述，本身就是对那堵高墙的撞击。

她们讲述一个叫许威的男人，是如何从一个被政府倚重的解局者，一步步沦为被蒙面人殴打的阶下囚；

她们讲述一个叫杜和玉的男人，是如何在获得国家特赦、准备迎接第二个孩子之后，又被重新投入命运的熔炉，锻造成一枚服务于另一场审判的棋子；

她们讲述一个叫张圣长的男人，是如何在安慰妻儿“我马上就回来”之后，一去不返，最终只能跪在父亲的坟前，用捶打土地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她们讲述，在一场本应公开的审判中，两种不同的观众是如何被精准地筛选和分隔；

她们讲述，在一辆本应记录一切的警车里，一个执法记录仪，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处于“待机中”。

这些讲述，或许暂时无法推倒那堵墙。但每一次讲述，都在墙上多凿出了一道裂缝。裂缝的背后，终究会透出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