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溥仪逝世遗体如何处理，李淑贤不敢决定，周总理连说三个可以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医院的走廊灯火通明。值班护士记录完最后一行病历，时针刚过两点，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心电图归于平直。消息随即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短短几个小时便传到中南海。

18日清晨，秋风透凉，周恩来批阅完一叠文件后抬头问道：“家属意见呢？”工作人员回以摇头——李淑贤泪眼惶惑，溥杰亦不敢擅自作主。生前身份极其特殊，身后事稍有差池便可能引来无端猜测。周恩来沉吟数秒，说出一句在场人永远忘不了的话：“火葬可以，土葬可以，寄存也可以。”三个“可以”落地，既给了家属选择，也为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打开了一个安全阀。

李淑贤听到转达，捧着手帕许久无语。她只是原安贞医院的普通护士，嫁给溥仪后不过五年，突然被推到一件全国关注的大事前，心里直打鼓。试想一下，昔日紫禁城之主如今只剩一撮白骨，该归往何处？放在谁的立场都不轻松。

有意思的是，困扰李淑贤的难题，当年其实早被溥仪自己提过。1964年冬天，政协礼堂的一次茶叙上，他语气淡淡地告诉熟识的沙曾熙：“我死后，麻烦国家别给我修什么大坟头，省事就好。”说完还端起茶杯笑了笑，仿佛谈论的不是自己。可那时谁都当作玩笑，没有放在心上。

要理解李淑贤当时的犹豫，就得回到1959年特赦那天。12月12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悬挂着“特赦战犯大会”横幅。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出“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时，溥仪先是发愣，后才在弟弟的提醒下走向前台。那张特赦令他来回抚摸了十几次，泪滴在纸上晕开印迹。彼时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五十四岁的前皇帝今后会在北京街头拿扫帚、在植物园端水壶。

进入社会的头一年，他几乎把自己当新人类使用：不会系鞋带、不会叠被子、不会配浆糊。北京植物园的同志笑称他“浇水浇出阴阳脸”——这边花池都快发洪水，那边土壤仍旧皲裂。可溥仪哪怕出洋相，也咬牙学，不想再被人喊“废品盒子”。很多人忘了，他当过十年俘虏，那段漫长的自我改造，让昔日自负的皇帝学会了低头。

1962年，沙曾熙撮合溥仪与李淑贤相识。李淑贤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皇帝离普通人太远”，这是她当时的想法。见面之后情形逆转，溥仪的谦和与节俭迅速拉近距离。有一回两人去国营饭馆，围观者纷纷侧目。溥仪被认出也只微笑致意，没有丝毫恼火。李淑贤后来提到“看他被围住，我却不觉得尴尬，反倒感觉安定”。四个月后，两人领证成婚，婚礼极简，国家只报销给了一套必需品。

然而婚后问题接踵而来。溥仪病弱，常年激素治疗，夫妻生活成了难言之痛。李淑贤一度提出分手，溥仪跪地恳求。周恩来获悉情况后在西花厅单独见两人，笑着说道：“不能生儿女也没关系，全国的孩子都等着我们建设好未来。”一句幽默，解开了两颗紧张的心。

五年转瞬即逝，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刚起，溥仪却倒在病榻。肾病、尿毒症、贫血心脏病一起爆发，医学水平有限已无可回天。17日凌晨的病危通知书上，医生只写了四个字——“尽力维持”。李淑贤坐在病房外，听得见机器嗡鸣，一夜未合眼。

遗体怎么处理成了摆在面前的最后难关。火葬是新风，但老满洲王公贵族大多入土为安；土葬要地皮，要人员，还怕引来闲话；寄存骨灰堂省事，却显得草率。李淑贤举棋不定，亲戚也众说纷纭。就在僵持时，周恩来的三个“可以”让气氛骤然松动——这句看似简单的批示，其实划定了政策与情感的共同边界：既遵守殡改原则，又给爱新觉罗家族保留体面。

最终，家属商量后采纳火葬，骨灰暂存八宝山老山堂，存期十五年。22日那天，灵车行至八宝山，秋叶扫过车窗。溥杰扶着遗像，李淑贤抱着五块钱买来的朴素骨灰盒。旁边只有一名街坊女孩帮忙，场面冷清，却不失庄重。火化炉推入的刹那，李淑贤低声嘀咕一句：“也算给你省心了。”她很清楚，这是丈夫生前真正想要的“省事”。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国务院与全国政协联合为溥仪等三位政协委员补办追悼仪式。十三年时光，世事巨变，曾经的争议人物获得官方公开悼念，也算历史别样的回环。对李淑贤而言，那场补悼让她心里压着的歉意轻了几分，她后来对好友说起仍带惆怅：“若条件再好一点，就给他换个体面骨灰盒。”

从紫禁城的金銮殿到八宝山的灰色炉膛，溥仪用了61年。火化、土葬、寄存——三个“可以”不仅解决了一次家属难题，也体现出当时处理敏感历史人物的务实态度。某种意义上，这份态度让一个时代完成了与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告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