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陶铸到南宁走马上任时，对秘书言：我是机关枪押送来的

1950年8月5日清晨，柳州站还没散尽夜色，汽笛声却把沉睡的街巷震得嗡嗡直响。陶铸从硬卧车厢里探身而出，看见站台上三挺轻机枪早早架在大卡车顶，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守着。关相生悄声提醒：“这是市委和驻军的加强排。”陶铸撇嘴一笑：“阵仗不小，倒像迎接战役指挥员。”

翻山越岭的土路把车颠得东倒西歪，路边时不时横着烧成骨架的旧卡车。下午三点多，车队终于滚进南宁郊外。陶铸拍拍衣襟上的尘土，冲秘书打趣：“今天可是机关枪押送的新官，还算体面吧？”关相生点点头，心里却嘀咕：这位首长的脾气，听说火得很，这一路可得多长几个心眼。

第一晚，麻烦就来了。陶铸开完紧急会议，夜里近十二点才回住处，刚推门就见关相生睡得正香。陶铸把灯一开，声音不高却透着不悦：“文件电报看完再睡，这条规矩记牢。”关相生从床上蹦起，连连道歉，心想：原先机关里的十点熄灯制度，在这儿可不灵。

没过多久，赴十万大山视察的计划又让秘书出了一身冷汗。陶铸头天就吩咐八点准时出发，结果汽车迟到整整一小时。烈日下，陶铸站在门口把鬓角汗水抹到耳后，盯着远处扬尘，怒声质问军区管理处：“这么散漫的指挥机关，也想打赢剿匪仗？”那天在场的人全被训得低头不语，关相生也跟着心惊。

剿匪工作繁杂，陶铸生活却简到近乎苛刻。伙房里只有两三个青菜、一个瓦罐辣椒；客人来了，也不过加个蛋花汤。关相生原是正团级干部，机关餐标四菜一汤，如今跟首长吃粗食，半月不到就瘦了一圈。他偷偷打听，才知陶铸在延安时就养成了“不把公家一分钱吃进肚里”的习惯。

年底路过湖南祁阳，陶铸决定抽两天看望老母亲。临行前只让秘书买点水果，不许惊动地方政府。谁知校长哥哥还是通了风报了喜讯，乡亲们敲锣打鼓迎到山口。陶铸黑着脸喝道：“别搞这一套！我回不回村，可不是一张旗就能决定的。”关相生费尽口舌把人群劝散，才算平息。

探亲途中，两顿家常饭让关相生犯了规。按部队规定，随员不能白吃，他在抽屉里留下旧币一百万元（折合新币五十元）。回南宁后，他照章报销，却不料被陶铸逮个正着。深夜，陶铸拎着刚领出的那一百万元推开门，连珠炮似的批评：“私事花公款，砸的是谁的牌子？明早把条子拿回来。”秘书满脸通红，立刻退回款项。票据被陶铸当场撕得粉碎。

工作上，陶铸最看重真话。公安机关卷宗堆成山，他让关相生先筛一遍。秘书发现量刑时有前后不一，试探着提意见：“是否应当统一口径？”陶铸抬头肯定：“就要有人提醒，糊涂不得。”平乐地委书记自夸两小时批阅一百二十份死刑卷宗，关相生暗地里说了一句“平均一分钟，哪来判断”，陶铸沉默不语，旋即在省委常委会上坦陈：“可杀可不杀约占三分之一。”上报中央后，毛泽东批示“处理得当，但须慎之又慎”，广西镇反口径随即收紧。

南宁驻地也闹过“特务夜袭”。后半夜几声枪响打在外墙，把院子惊得鸡飞狗跳。警卫员报告说敌情严重。关相生带人摸排，最后揭出是假伤自演：一个战士因厌战情绪，竟捅自己腿部再开枪制造案发现场。真相大白，那名战士受了处分，也让全体警卫吸取教训。

更凶险的场面发生在北京航线上。陶铸与吴法宪、赵尔陆等人乘军机赴京，石家庄上空突遇暴雨，西郊机场关停。油量有限，机长建议沿渤海口兜个圈再飞南苑，若不成，就地迫降河北平原。云层低得几乎贴着公路电线杆，机舱里静得能听见呼吸。落地南苑一刻，副驾驶擦着额头说：“油只够五分钟。”众人才舒口气。

动荡的岁月里，陶铸对关相生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剿匪靠枪，更靠规矩；枪响三声，规矩掉一分。”往后两年，秘书换了岗位，陶铸调广东，再赴北京，节俭和严格却一以贯之。广州旧宅翻修花了一万五千元，他返穗知情后全额退还，连同一次自我批评一起送到军区党委。多年以后，那笔钱被退回给夫人曾志，曾志婉拒：“已交公，无可收。”

机关枪护送只是一次惊险插曲，真正能护人的，是规矩也是操守。陶铸常说：“领兵剿匪，先治自己。”在南宁的那些日日夜夜，关相生把这句话记进了笔记，也记进了此后几十年的仕途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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