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忆向达师与郑天挺先生

一

向达师(觉明，1900—1966)与先父郑天挺先生(毅生，1899—1981)相熟于1939年。他们同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刚刚恢复，由傅斯年先生任所长，郑先生为副所长，并聘请了北大诸多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专家任研究所导师，向先生亦为导师之一。这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亦在昆明，并运来了大批珍贵书籍。史语所的同仁大多出身北大，傅先生系两边所长，因而与北大文科所形同一家。史语所初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租有一楼，共三层十八间房屋。因日机不断轰炸，另在昆明郊区龙头村建了不少平房。向师把家属安排在乡下，每周进城两次，住在靛花巷宿舍二楼，在郑先生隔壁，二人经常彻夜深谈，关系甚笃。当时向师还在联大讲授中西交通史等课。

1940年秋冬，日本侵华战争日紧，昆明形势紧张，史语所于是年冬由昆明迁至四川李庄，傅先生亦离开昆明。

由于北大及联大均缺少书籍，郑先生很为北大文科所诸生的培养前景担忧。他曾一度主张北大文科所可暂时依于史语所，以使诸生得到更好培养。

另一问题是西北考察团的事。这是北大与中研院的合作项目，是郑先生特别关心的一桩事，且已决定由向师前往参加。郑先生早就认定，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发展，“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1942年2月6日，郑先生给傅先生写信，询问向师行期，信中道：

西北考察事如何?向公等何时成行?甚念。

关于这两个问题，傅先生在1942年8月20日回郑先生信中称：

觉明已到。具悉诸兄安好，至慰，至慰。昆明情形如此，尚(有)安全问题；而学风如此坏；生活如此贵，实有深切考虑迁移之必要也。然联大是一恐龙，走不动的。北大须趁早自为之地也。弟前陈各点，曾经(蒋)孟邻先生等考虑否?

此间情形，据觉明比较，(李庄)物价仅当昆明之半，或犹不及。其实此间为十年未有之大旱……而物价未大增，知川间之经济状况比滇为佳矣。

关于房子事，傅谓：

此地房子，李庄有一四十间者，似可容(北大文科)研究所全部。弟非如是主张，但以事实写供参考也。

关于向师西北考察事，傅称：

至于觉明兄往西北事……闻系以北大薪而往。如然，则此事应作为北大、中博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敝所(史语所)三处之合作。是即由北大来一信，内云，向教授被邀往西北参加史地科学考察团之史学部分。此项工作，似应即作为三方合作……上写敝所及中博院筹备处寄弟……即由此上复，便成一案。这也算北大的科学工作罢。

郑先生对向师的西北之行是始终关怀的。他在1943年1月17日对汤用彤先生说，敦煌学的发展，“今觉明开始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同年10月11日，郑先生又致书向师，劝其仍赴西北考察，并表示：“所得古物，北大不争取，但保留研究权；如有需要参考时，其它机关应充分供给。”向师及其弟子阎文儒先生(1943年参加),在西北所进行的西北考察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止。

向师三年多的西北之行，成绩巨大，这可以从他的诸多著述中，以及他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曾昭烯的二十九封信中得到证明。

二

郑先生在前引向师《纪念论文集》序中，曾称道向师“为人戆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而对人一善，又称道不去口”。这确实是他们彼此几十年之交谊，互相了解又互相敬重而得出的中肯评价。

正直、坦率、诚笃是向师的美德。不容否认，向师是有性格的，这在他的朋友中都会感觉到，甚至连他自己也承认。但此中是有是非的，是出于正义感而发的。1942年10月，向师在敦煌初见到张大千雇人在千佛洞描画，于“壁画年代推究，不无可取之处”,给予肯定。及后则见张氏描摹，“损坏画面”,又大为生气，乃写文投诸重庆《大公报》,主张千佛洞应收归国有，设立研究机构。这些建议都表示了向师的“是非分明，毫不宽假”。

就我个人而言，亦有一事，足以表明向师的性格。

1955年9月，我和妻子傅同钦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工作，当时向师是副所长。向师对我们非常关怀。时傅同钦已怀孕，而所中分配我们的住房却又湿又黑，对身体不利。向师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让所中另分我们一间原打字室的房子。1956年夏，南开大学鉴于父亲年事已高，一人在津生活不便，因此再次提出，希望我们调南开工作。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徐苹芳系我的老同学，他正因要照顾爱人关系而调往科学院考古所。因此南开即提出，希望徐调往科学院时，将我们调往南开，以为交换。但我当时思想另有考虑，总希望老人仍能回京工作，而我不太想去天津。一次，我对向师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动为好。且父亲身体尚佳，似乎尚不用照顾。”向师闻后极为不悦，严厉地说：“你说的这些话，如果让你父亲听到，他会作何感想?”我自知说话冒失，深自悔悟。这恰恰是向师性格可贵之处。

向师对年轻人一向是关怀的。1947年秋，北大史学系教师宿白先生希望从事考古学研究。向师于9月29日立即给系主任郑先生一信，认为“宿君于史学研究已知门径，若能就其性之所近，施以适当训练，将来从事考古工作，或不无裨益。渠于绘画略有所知，亦能绘画器形，唯以未学素描……不知学校是否许其抽出一部分时间至(国立)艺专旁听学习素描?”

向师也是重情义的。记得阎文儒先生在《怀念毅生师》文中说过，向达师“当日在敦煌率予(阎自称)发掘时，经常道及郑先生之为人，忠于友谊，倘无郑先生之推荐，亦不可能再莅敦煌(指1943年后),偕予西上也”。

三

1942年汤用彤先生在给胡适先生信中，称向师是一位精力过人，学识丰富的史学家,郑先生生前也多次向我们介绍向师学识渊博及其刻苦工作的经历，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1955年，我曾聆听向师在北大历史系所讲的《史料学》课程，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收获也最多。但因时代久远，现只能忆及几个片段。

一是，先生谈到他的研究方向及志趣时，是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意思是说，做学问不要赶时髦，应当一步一个脚印，在一些别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创新。正如向师给曾昭燏信中所说：

达生平有一种脾气，无论作事、作学问，从不喜趁热闹。

二是对古代史料的看法。他在讲课时说，过去史家讲求“文约而事愈备”,或“事多文简”,其实这对我们历史研究者来说，是最头痛的事。举例说，过去《新五代史》出后，有人标榜系“事增于前(指《旧五代史》),文省于旧(仍谓《旧五代史》)”,我们最怕的是这个。《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字精练，但对研究历史的人读之，却造成不利。如果文字写得多些，对我们今天研究会更有好处。又说，《新唐书》修后三十年，吴缜即作《新唐书纠谬》反驳之，指出许多错误。当然《新唐书》、《旧唐书》各有短长；《新唐书》在叙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史实，就比《旧唐书》为好。

三是对档案的理解。他说，狭义的档案只限于机关的；广义的档案，可以把一切文件均谓之。但是必须是原始文件才算档案，报纸不能算。并举例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公告才应当算档案，拿来当时报纸印的公告，怎么能算呢?

四是从石窟艺术谈到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他说，中国封建社会长的原因，主要是生产技术的停滞。石窟寺壁画中耕牛犁田的画面，与今天基本一致，这不正说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是长期停滞的吗?

四

向师已离开我们四十二年，我们时时刻刻在怀念他。1981年春，阎文儒师希望父亲为纪念向师的学术论文集写一序言，父亲高兴地应允了。当时他对我说，抗战中向师在敦煌时给他很多长信，他一直妥为保存，让我仔细查查“文革”后退回的信件。我反复查了多次，除见到几封与西北考察无关的信件外，其他一无所获。父亲也深感失望，但他还是把序文很快写出了。此后不久，父亲也溘然长逝。我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重新寻到了向师的信札，我一定再写一文，以纪念这两位最受尊敬的老人。

2008年12月2日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觉明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