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到意象派，中国古诗“出海” 百年，东方浪漫如何影响西方审美？

打开百度APP畅享高清图片

“我读过一首中国诗，写于一千年前。作者谈到雨点敲击他的船的竹篷，以及他内心的平静。”这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诗》中写的一段话。

读到这里，中国的读者们一定想问——这是哪首古诗？是白居易的《舟中雨夜》，是陆游的“卧听萧萧雨打篷”，还是蒋捷的“壮年听雨客舟中”？然而，据扎加耶夫斯基后来回忆，他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首了。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中国古诗在西方早期传播的缩影：由于资料缺乏、交流不足，中国诗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类似的问题。

于是，继出版《李白来到旧金山》后，谭夏阳带来了《发明中国诗》，探讨中国古诗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以全新视角观照古典诗歌背后的影响力。

当“中国诗”抵达西方

中国古诗的西行之旅始于唐诗的音乐性转化。

1904年，歌剧《蝴蝶夫人》首演，其富有东方色彩的音乐元素启发了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4年后，马勒创作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问世，歌词直接取材于李白的《悲歌行》《采莲曲》、王维的《送别》、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等唐诗名作。这一次，东方诗歌与西方艺术奇妙地相遇了。

1905年，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出版的译诗集《中国之笛》，继续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东方之窗。其中的园林、凉亭、池塘、小桥等意象使人恍若置身于神秘的东方古典世界。奥地利作曲家韦伯恩、法国作曲家鲁塞尔纷纷将其中的唐诗谱成歌曲，唐诗借助音乐之翼，在欧洲大陆创造了音乐与诗歌意境融合的典范。

同一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期，出现了一系列广受英文读者欢迎的翻译作品。不过，这些译作均以格律诗体翻译，力求押韵，不免堆砌辞藻，带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审美情趣。

真正的转折来自埃兹拉·庞德。1915年，他翻译的《神州集》出版。在《神州集》中，庞德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过度浪漫、感伤且辞藻堆砌的诗风，省略动词的简化结构策略，直接并置意象、采用自由诗体和“短语节奏”，使得译文如中国古诗般简洁、意象鲜明，实现了语音与韵律的创造性转化。

因此，《神州集》被认为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艾略特更称庞德是“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

在这本仅收录了19首古典诗歌的小册子中，李白的诗歌占了15首，这些涉及乡愁、离别、战乱、怀古，富有精神探索与哲理思考的诗篇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世界普遍产生的“愁绪”有着深刻共鸣。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诗歌依然触动了人类心灵的普遍情感。

充满创造力的“转化”

作者谭夏阳提到，庞德及意象派领袖洛厄尔等诗人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中国古诗的精准翻译，还在于对其充满创造力的转化。

在《河上商人的妻子：一封信》中，庞德巧妙地以“书信体”的形式翻译中国古诗，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西方的“书信体”文学传统与中国古诗相遇了，庞德把闺怨诗“国际化”了。谭夏阳惊呼这是一种天才的处理方式，出色地把握了原诗的情感基调和叙述口吻，庞德忠实于诗歌的本质又巧用了文学形式，成就了这一翻译名作，他为中国古诗的翻译注入了“生气”，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经典不再陌生。

除此之外，庞德对中国古典诗的认识也是深刻的。在他看来，中国式的“悲愁”诗往往是朴素的，那些日常琐碎可以写进诗里，或含蓄婉约作闺阁春怨，或朴素自然如对老翁老妇语，或豪迈奔放如大丈夫语⋯⋯其内里却都是同一种心灵深处的震颤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

事实上，庞德的《神州集》一经推出就圈粉无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对诗集的评论颇具影响，他认为中国古诗是伟大的诗歌，它展示了至高无上的美，它使人激起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强烈欲望，这种新鲜气息激荡了读者的心灵。

另一位诗人卡尔·桑德堡回应了这一论断：“我们意识到，中国精神之近，就好像是我们的隔壁邻居，是这颗古老的行星上的同路旅伴。”

然而，庞德并没有止步，如同临摹名画，他开始了自己的“中国诗”创作。

庞德从《落叶哀蝉曲》、柳宗元的《江雪》和马致远的《秋思》等诗中获得灵感，创作了《在地铁站》等“干净、清新、硬朗”的诗歌。艾米·洛厄尔等诗人亦创作了大量意象派短诗，被认为是对中国诗的模仿。

庞德之后，美国的“意象派”初成气候，在形式和内容上，西方诗歌挺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中，洛厄尔是位极具领袖气质的诗人，她大胆引进多音式散文的形式，设立“意象派”规则，诗艺有了绘画式的艺术效果，但庞德认为意象诗应该是“智识与情感的统一体”，他试图揽辔约束这匹试图脱离控制的“烈马”，却已无力改变。然而，洛厄尔开始利用中国古诗意象创作后，这种诗歌主张上剑拔弩张的气氛终于告一段落。

如美国著名诗人默温所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传统的一部分。”

诗人的异域“新生”

在随后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意象派可谓骁勇善战，助攻新诗运动拿下了不少阵地。其中，玛格丽特·安德森作为重要的推手，推出了《白居易八首》（韦利译）；休姆进一步发展了意象主义的概念，推进了西方诗坛在观念上对中国古诗的接纳。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承继了庞德译文中那种中国诗的清朗神韵。谭夏阳贴出威廉姆斯的《致白居易之魂》一诗，初步判断其为向白居易致意的作品之一。

其后，威廉姆斯与人合译的《桂树》进一步呼应了其对中国诗的喜爱之情，这是与以美国本土语言书写中国古诗的“美国化诗学原则”相吻合的，谭夏阳认为，这也是威廉姆斯对庞德的默默致意。

值得注意的是，谭夏阳在本书中介绍了诸多美国当代诗坛中与中国古诗译介、仿写相关的典型例子。

王红公、金斯堡、斯奈德、赖特、勃莱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国古诗在海外的新生和成长，在深刻理解中国古诗精神意蕴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诗神韵的佳作。

由此，陶渊明、白居易、杜甫、寒山、李清照、苏轼等古代诗人借由美国现代诗人的笔获得了异域“新生”，他们或是采用中国式极长的标题表明其在仿写中国诗，或是创造对话语境的诗歌实验形式，或是暗合道家理念禅学体验的超现实主义创作，他们的诗是美国式的现代诗，但内里是中国精神的涵养和蕴藉。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在欧美产生广泛影响的英译汉诗集，阿瑟·韦利《汉诗170首》等译作开启了对李白、杜甫、王维等的系统研究，创造性地使用了“跳跃节奏”形式，灵活地把握原诗的节律，不强求押韵对应汉字音节，以重读音节对应单音节汉字的异化策略，形成自由体节奏，再造了一种适于古诗的韵律感，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译打破汉语的常规，以“非常规”的手段来逼近原诗的精神，并深入探讨诗歌中的道、“禅意”等哲学内涵，掀起第一次“中国热”。

持续的对话与交融

事实上，中国古诗的西行并非单向的传播，而是一场持续的对话与交融。

中国古诗注重传承，重隐喻、重意象、重典故，有严格的格律要求，语言凝练含蓄。谭夏阳写到了许多在翻译传播中的案例：如创造性转化“阴山”为frontier，互文性解读古诗中的典故——对于李商隐《锦瑟》的移情与阐释，他们通过寻找西方文学中的平行主题，如济慈的“人生如梦”，帮助西方读者接近原诗的复杂情感。

从语言学视角看，中国古诗的西传是一部在限制中创造的历史，译者们在语音、句法、语义各层面不断寻找策略，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植入英语诗歌当中，成功地革新了英语诗歌的语言。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创造和中西文化的对话，推动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

更有趣的是，五四运动以来，意象派理论又随着新文化运动回流到了中国。闻一多和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曾在西南联大结下深厚的友谊，并结成了《白驹集》和《葵晔集》两本选集。白英深深感受到中国古诗的海外传播作为一项事业的重要性，他为这种无畏、坚忍的中国精神鼓与呼。战争题材是中外诗歌关注的一个共同领域，中国诗人的忧患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在夜半醒来之际也会为远在边陲的将士深感担忧。此后，闻一多、李金发、冯至等诗人在古典诗歌传统和现代诗学的融合中取得了惊艳四座的成就，亦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

从庞德开始，中国古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已然成为一个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动态过程。

此后，从意象派到寒山诗，这些跨文化的实践激起了海外了解中国精神的热潮，使中国古诗成功地融入西方主流文化。这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共鸣、在语码转换中激发创造的文化旅程，也是不同文明在相互观照中共同前行的证明。

《发明中国诗》

谭夏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从唐诗到意象派，中国古诗“出海” 百年，东方浪漫如何影响西方审美？》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肖雅文

本文作者：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