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为什么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员公开身份大都是记者？

“主任亲译密电码”

在王明失魂落魄之时，陈赓与钱壮飞已以调查科情报员的身份、携带着调查科的出差经费，在天津叫上胡底后，乘坐火车到了沈阳。

他们此去前往东北，一肩挑着国共两党的任务。

中共党史不能缺少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隐蔽战线不能缺席刘伯坚、宣侠父、南汉宸等人，与此同理，北伐战争不能忽略冯玉祥的西北军。

正是李大钊一手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北伐大业，也是李大钊促成刘伯坚、宣侠父等240多名中共党员加入西北军，南方的北伐军与北方的西北军会师于郑州，更是李大钊一手制定的方略。

1925年前后的民国，群雄逐鹿，狼烟遍地，华夏大地上一地一霸主，一省一诸侯，纷纷暗蓄力量，各图王业。受苏俄和中共支持的南方北伐军、北方西北军，一路由南向北，一路自北南下，先会师于河南郑州，后又共同挺进到山海关下，北洋军阀仅残剩关外的奉系。

但旧军阀倒了，原来自命革命的却成了新军阀，李白的桂系、冯玉祥的冯系、胡汉民的粤系、阎锡山的晋系、唐生智的湘系等又成为尾大不掉的诸侯，曾为蒋介石献计成立南京政府、现已成为“国师”的杨永泰，又秘密向蒋介石提出了他的“削藩论”，蒋介石遂以财政难以负担几百万军队用度的名义，召开了编遣裁军会议。

这个“削藩”策略自然激起各路诸侯的强烈不满，桂系首先沉不住气，联络冯系、阎系、粤系反蒋，由此爆发了蒋桂战争，最终桂系的李、白惨败，孤身逃到了越南。

接着，冯系、阎系又暗中联合各路诸侯反蒋，关外的奉系成为各方争抢的对象，大有得奉张者得天下的味道。张学良雄居关外，左右观望，待价而沽。

吴铁城成为蒋介石的说客前往沈阳，而侦察了解关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是党务调查科的份内职责，但派谁前往东北，成为徐恩曾头痛的事。

钱壮飞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组织后，党中央明确指示钱壮飞主动请缨去东北，因为在沈阳，邵扶民与赵唯刚创建的满洲特科已有相当的工作基础，收集了大量的情报。

陈赓此番一同前去，一是与邵扶民相互知根知底，第二是去了解满洲省委屡遭破坏的原因。

这便是陈赓等人结伴前去东北的秘密使命。

邵扶民自第二次去沈阳后，利用同学蔡伯祥的医学毕业证，化名蔡伯祥，开设“首善医院”作为掩护，利用赵唯刚在东北的人脉关系开展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先后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设立了满洲特科的分支机构，工作也卓有成效。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辽宁沈阳人，满族，1905年生，得奉军总参议杨宇霆的保举，被保送日本学习军事，与汤恩伯为同期同学。赵唯刚在留日期间入党，毕业回国后任东北讲武堂教官，与邵扶民接上关系后，即在中央特科及邵扶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陈赓、钱壮飞、胡底三人抵达沈阳后，邵扶民把他们安置在赵唯刚家里，除提供手头掌握的情报外，根据陈赓等人的要求，赵唯刚运用自己掌握的人脉资源，如数获得相关情报。

1930年8月，陈赓、钱壮飞、胡底满载而归。钱壮飞利用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份四万多字的情况汇报，令徐恩曾更对其赞赏有加、信任备至，甚至连他不可示人的私生活也完全托付给钱壮飞了。

Miss王是徐恩曾的一个情妇，由钱壮飞安置在自己兴顺里的家中，钱壮飞之孙钱泓说：“Miss王住在我家前楼，我奶奶她们住在后楼。徐恩曾跟Miss王幽会就在我家。这样的话，徐恩曾也觉得非常安全。”

徐恩曾在上海凡有接待应酬，李克农与钱壮飞一起为其操办陪同，李克农的海量可以帮徐恩曾在酒席上打通关。

徐恩曾唯一对钱壮飞保密的，是他贴身保管的“主任亲译密电码”。这自然是钱壮飞、李克农日思夜想要搞到的东西，也是前面所有铺垫工作的终极目标之一。

在一次酒热耳酣的宴席之后，李克农、钱壮飞陪同徐恩曾离开酒楼时，李克农对徐恩曾附耳说道：“最近新来了一个女的，很漂亮，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李克农之子李力回忆道：“徐恩曾一听，当然就心动了，要去看一看。我父亲说你去可以，不过你身上带着密码本，这可要注意，万一丢失的话，委员长追究下来，怪罪下来，就麻烦了。徐恩曾听他说得有道理，就把密码本掏出来，交给钱壮飞，说你替我保管，等我回来还给我。结果，他去玩了，钱壮飞和我父亲就赶快把密码本翻拍下来了。”

没有这次的智取密码本，就没有“龙潭三杰”的传奇故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也就可能真的被一网打尽，中国近代史也可能真的要被改写了。

龙潭三杰 胡底 李克农 钱壮飞

刘鼎与吴先清

刘鼎担任陈赓的副手后，“随同陈赓到圣彼得教堂认识了董健吾”，随后，“按照陈赓意见，刘鼎和董健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古玩店，店名松柏斋，刘鼎负责领导，董健吾任经理，另找一名青年党员来做店员，帮助照顾门面和打扫卫生，同时负责传递情报。”

董健吾、刘鼎由此积累了渊博的古文物知识和高超的文物鉴别能力，为后来在西安与张学良投缘交好打下了基础。

处置叛徒黄第洪后，陈赓把连德生从杨登瀛身边撤回，将其安置在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刘鼎与安娥成为单线联系人。

除此之外，刘鼎还接到一个任务，因李立三“要在全国发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上海也在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之内……

为了准备在上海的武装暴动，刘鼎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面调查西方列强在上海租界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上海的军事、政治、财政情况以及整个上海的社会经济情况。”

刘鼎带着陈养山、欧阳新、董健吾等人，化装成各种人物，进行各项调查或实地勘测，经过几个月起早贪黑的忙碌后，“刘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汇编成一大厚本《上海情况资料》。”

这本资料的价值，直到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北京见到刘鼎时还说：“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不简单。”

刘鼎又“通过董健吾请宋庆龄帮助，终于找到一位资本家后花园的地下室作为秘密训练场地”，在这个秘密训练场地，“不仅能训练打枪，还可以训练摸爬滚打、擒拿格斗。”改变了以前打靶要租船出长江口的局面。

“这时刘鼎的妻子吴先清因为工作需要，也调到中央特科，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专卖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为秘密工作作掩护，协助刘鼎工作并负责地下交通，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

吴先清，浙江临海人，1904年生，先后在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今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杭州私立美术学校求学，在一次西子湖畔的写生活动中，吴先清邂逅并结识了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两人于1924年结婚，次年吴先清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宣中华却牺牲于“四·一二”之后的清党。

29岁的宣中华被乱刀砍杀于上海龙华郊外，尸骨无存。两个月后，其胞弟宣中民被枪杀于浙江陆军监狱，年仅27岁。

宣中华无后人，但他的家乡人民厚爱他、纪念他，家乡人在诸暨斗岩他的衣冠冢附近，在一个小小白墙黑瓦平房中建了一个“中华土地庙”，以此让宣中华香火永续，“中国百姓素有此类传统，但把一个共产党人奉为土地神却闻所未闻。”

在莫斯科惊闻噩耗的吴先清，自是悲痛不已，缓解她悲痛、带她走出情感低谷的是从德国来到莫斯科的刘鼎。

吴先清之后将和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方文、肖炳实、刘思慕、董秋斯、陈翰笙等人一样，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并肩战斗，吴先清也因此获得“远东第一女谍”的称号，这个德国人就是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之王”——“苏联英雄”佐尔格。

上海的拉姆扎小组

在史沫特莱抵达中国一年后，佐尔格也以记者身份乘船到了上海，入住在史沫特莱下榻的沙逊洋行开办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两人在此接上了头。

在过去的一年里，史沫特莱以记者身份交游甚广，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标，她的中心工作却是聚焦在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有革命经历的中共党员上身上。

随后，鲁特·维尔纳也来到上海，与史沫特莱接上头后，又经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

据《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记载：

“鲁特·维尔纳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协助佐尔格工作的核心成员。”

接着，参加过一战的德军退伍兵、来上海担任报务员的克劳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后与他们接上头，“拉姆扎”小组的最核心班底就此形成了。

史沫特莱又向佐尔格介绍了“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

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他们“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

“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形成、领导层搭建完成后，接着就是要寻找中层干部和基层情报员、交通员，这些工作主要由“四条线”的领导层去完成。

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对曾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功绩却至死不言，恪守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进棺材的”的信条，尾崎秀实因后来事败身亡也没为我们留下遗著。

但总有亲历者、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他们长期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功勋。

由董秋斯推荐给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考察、考验后推荐给佐尔格的方文（又名张放、陈培生、刘进中），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经国家安全部审定的《佐尔格在中国》和另两本著作《佐尔格在日本》、《风雪天山》。

方文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加入“拉姆扎”小组的经过以及他的情报组如何组建，如何运作，如何成功，如何失败以及他颠沛奔波的传奇经历……

由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在了解方文情报组的情况后，“拉姆扎”情报系统的内情我们也就略知一二了。

方文和董秋斯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北伐时期又同在11军政治部任职，同学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方文与党组织失联，从上海远到广州教书谋生，但仍不忘让董秋斯帮助他找党。

当佐尔格、史沫特莱名义上去广州采风，实际去建立广州、香港情报站的时候，董秋斯写信给方文，让他好好接待这两位外国友人。

经考察、考验大约半年以后，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扎”，起先做些报纸摘译工作，接着就是发展基层情报员和交通员，这时的发展对象政治面貌要求相对放宽，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方文发展了妻子鲁丝、学生柳忆遥、同学肖炳实、11军政治部战友陆海防、11军政治部战友陈小航的弟弟陈绍韩、南开同学张永兴、于毅夫、马徒成以及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张克兴）……

接着鲁丝（蓝萍）发展了姐姐蓝天、姐夫孙毅；

柳忆遥把两个弟弟发展进来，又发展了赵宗复，赵宗复又发展了赵中枢；后来柳忆遥又在北京发展了刘尊棋、范纪曼。

经顾淑型牵线，肖炳实发展了顾淑型的留苏同学刘思慕，刘思慕发展了黄维祐，黄维祐又发展了蒋浚瑜。

肖炳实在动员蔡叔厚参加后，又把年仅15岁的儿子肖纯也发展进来。

陆海防则发展了弟弟陆独步。

如果没有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鼎力相助，“拉姆扎”小组的发展扩张速度肯定不会如此迅猛。

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佐尔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答道：

“佐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联络。”

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频频点头，随即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发报，通知中共中央佐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周恩来、佐尔格于是在上海秘密会见。接着在周恩来主导下，以中央特科的名义调集人手，向“拉姆扎”输送了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

如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吴先清、沙文威、陆久之、沙文汉、陈修良、高原、季明……

张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莱推荐，经考察考验后由史沫特莱推荐给佐尔格，再由佐尔格向周恩来点将，由周恩来亲自将张文秋送到佐尔格身边的。

拉姆扎小组成员每人各有所长，从不同渠道获取情报，经交通员汇集、编译员整理翻译后汇总到佐尔格处，佐尔格阅后即交克劳森的秘密电台发往苏联。

佐尔格有德籍记者的身份，他的情报来源主要集中在德国驻华外交官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身上。

史沫特莱、佐尔格、尾崎秀实、刘忆遥、范纪曼、伊罗生、汉斯·希伯……这些人的公开身份都是记者，让人不禁好奇迷惑。

方文在《左尔格在日本》一书中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说：

“记者身份能接触各种人，能打听各种消息，能到处采访，还能保存各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材料。”

1987年德共党员鲁特·维尔纳前辈回到上海故居淮海中路1676号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