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和女知青在玉米地里相爱，回城后，她却嫁给了我领导

再见到林晚，是厂里开表彰大会。

她坐在主席台第二排，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我坐在下面，乌泱泱的人群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她正侧头听旁边的人说话，嘴角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和记忆里那个在玉米地里笑得一脸灿烂的姑娘，像是两个人。

她旁边坐着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张主任。

也是她的丈夫。

我的心，像被一只生了锈的钳子，狠狠地夹了一下。

疼得不厉害，但钝钝的，带着一股铁锈味儿，顺着血管一路往上，堵在嗓子眼。

时间真是个王八蛋。

它能把通红的烙铁，硬生生给你磨成一块贴身的温玉，不烫了，但你一辈子都得带着。

那是1980年，我二十岁，还是个愣头青。

跟着时代的洪流，一头扎进了东北的广袤农村。

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天三夜，把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从繁华的沪上，甩到了一片望不到头的黑土地上。

刚下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风里全是土腥味和牛粪味。

我们这群自诩的“知识青年”，一个个脸色煞白，看着眼前低矮的土坯房，和村口大槐树下抽着旱烟、眼神浑浊的老乡，心里那点文艺情怀，碎得像饺子馅。

我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林晚。

她和我一趟车来的，但路上没说过话。

她很安静，不像别的女同学那样叽叽喳喳，或者抱在一起哭。

她就一个人靠着窗，手里捧着一本书，窗外的风景再荒凉，好像也影响不到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垂在胸前。

皮肤很白，是那种在城里捂出来的白，在一群灰头土脸的人里，特别显眼。

分宿舍的时候，我们男知青一拨，女知青一拨，中间就隔着一个土夯的院子。

队长是个嗓门像打雷一样的中年汉子，姓赵。

他叼着个烟斗，挨个点我们的名字，分派农活。

“陈进！”

“到！”我赶紧站直了。

“你，瞅着还有点力气，明天跟着老三去起猪圈。”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起猪圈？我在家连碗都没洗过。

可没人敢说个“不”字。

那种环境下，你所有的个人意志，都得先揉碎了，再看能不能和进这片土地里。

林晚被分去了喂鸡。

算是个轻省活。

当时我就觉得，长得好看，到哪儿都占便宜。

心里有点不平衡，但更多的是没办法。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跟着老乡下地。

春天翻地，夏天插秧，秋天掰玉米。

我那双在城里拿笔杆子的手，不到一个月，就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黑得跟老乡们没什么两样。

最难熬的是想家。

晚上躺在大通铺上，听着旁边兄弟们的呼噜声，闻着空气里汗味和脚臭味混合的复杂气味，我就睁着眼看房梁。

房梁上挂着蜘蛛网，偶尔还能看见耗子跑过去。

我就想我妈做的红烧肉，想街角那家小馄饨店的热气，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但不敢哭出声，只能拿被子蒙着头，偷偷地抹。

男人嘛，尤其是在这种地方，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我和林晚真正熟起来，是因为一本书。

那天收工，我累得像条死狗，缩在炕头不想动。

无意间瞥见林晚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又在看书。

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长，她看得特别专注，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没关系。

我鬼使神使地走了过去。

“看什么呢？”

她吓了一跳，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红与黑》。”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

我愣了愣。

这种书，在当时可是“禁书”。

“你……胆子真大。”我小声说。

她笑了，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知识又没有罪。”

就这一句话，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从那天起，我们的话就多了起来。

我们聊书，聊音乐，聊回城的渺茫希望。

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瘠的地方，能找到一个可以聊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伴儿，不亚于在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洲。

我发现她懂的真多。

她跟我讲巴尔扎克，讲托尔斯泰，讲那些我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的作家。

她说，肉体被困在这里，但思想可以去任何地方。

我渐渐地，不再只是把她当成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同学。

我开始崇拜她。

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里。

我开始盼着每天收工，盼着能在院子里看到她捧着书的身影。

为了能和她多说几句话，我甚至开始帮她干活。

她喂鸡，我就去帮她挑水，扫鸡舍。

鸡舍那味儿，能把人熏个跟头。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臭，反而觉得，能离她近一点，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就什么都值了。

我们知青点有个叫李大嘴的，上海来的，嘴巴特别碎。

他看我天天围着林晚转，就在背后说闲话。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气得当场就想找他干一架。

是林晚拉住了我。

“陈进，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她平静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灭了。

我觉得她说得对。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片黑土地上，像野草一样，悄悄地生了根。

转眼就到了秋天。

掰玉米的季节。

那活儿最累人。

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像个青纱帐，走进去就没了人影。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玉米叶子划在脸上，又疼又痒。

掰下来的玉米要装进大麻袋里，一个麻袋装满了，得有一百多斤。

我得把它扛到地头的拖拉机上。

一天下来，肩膀火辣辣地疼，晚上脱了衣服一看，两边都磨破了皮，渗着血丝。

林晚的体力不行，掰得慢。

队长就骂她。

骂得很难听。

林-晚低着头，不说话，就是使劲地掰。

我看着心疼。

我就趁别人不注意，把我掰好的玉米，偷偷往她的麻袋里扔。

她发现了，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陈进，你别这样，被队长看见了，你也要挨骂的。”

“没事儿，”我冲她咧嘴一笑，“我皮厚。”

那天中午，大家都去地头树荫下歇着啃干粮了。

林晚把我拉到了玉米地深处。

四周都是比人还高的玉米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风吹过玉米叶子，沙沙作响。

“你傻不傻？”她看着我肩膀上的伤，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是那种城里带来的雪花膏。

她拧开盖子，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挖了一点，轻轻地抹在我的伤口上。

凉凉的，很舒服。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我能闻到她身上好闻的味道，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但有点凉。

她惊了一下，想抽回去，但没抽动。

“林晚，”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喜欢你。”

说完这句话，我感觉自己的脸烧得像块烙铁。

玉米地里静悄悄的。

只有风声。

过了好久，她才轻轻地“嗯”了一声。

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但我听见了。

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一把就把她抱进了怀里。

她很瘦，抱着感觉一把骨头。

但很软，很香。

我就那么抱着她，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

从那天起，玉米地就成了我们的秘密花园。

我们经常趁着午休或者收工的间隙，偷偷跑到里面去。

我们在里面接吻。

她的嘴唇很软，带着一丝甜味。

第一次亲她的时候，我笨拙得像头熊，把她的嘴唇都给磕破了。

她却笑了，说我傻。

我们在里面聊未来。

我说，等回了城，我就娶你。

我要让你住上大房子，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再也不让你干这种粗活了。

她就靠在我的肩膀上，听着，眼睛亮晶晶的。

她说：“陈进，我相信你。”

她说：“等回了城，我们就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那时候的誓言，是真的。

因为那时候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那种一无所有的环境里，爱情是唯一能让人感觉自己还活着的奢侈品。

冬天来了。

东北的冬天，能把人的骨头都冻酥了。

大雪封山，没法下地了，我们就天天窝在屋里“学习”。

其实就是围着火炉烤火，吹牛。

我和林晚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只能靠眼神交流。

或者趁着打饭的时候，偷偷碰一下手指。

那种感觉，比在玉米地里拥抱还让人心动。

年关将至的时候，村里杀了一头猪。

我们知青点也分到了一些肉。

那天晚上，大家像过年一样高兴。

炖了一大锅的猪肉白菜，香气飘了半个村子。

我用我的饭盒，偷偷给林晚盛了满满一盒肉。

都是肥瘦相间的，最香的那种。

我趁着夜色，敲了敲她们女生宿舍的窗户。

林晚打开一条缝。

我把饭盒递进去。

“快吃，热乎的。”

她看着我冻得通红的鼻子，没接饭盒，而是从里面递出来一副手套。

是她自己织的，毛线是她拆了自己的旧毛衣织的。

灰色的，不好看，但很厚实。

“给你的。”她说。

我戴上手套，不大不小，刚刚好。

心里暖得像揣了个小火炉。

我觉得，这辈子，就是她了。

1981年，回城的政策开始松动了。

先是一些家里有门路、或者符合病退条件的知青，陆陆续续地走了。

每走一个，我们剩下的人，心里就多一分焦灼。

我和林晚也开始为回城做准备。

我们给家里写信，让他们想办法。

但我们两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没什么路子。

只能等。

等待的日子，最是煎熬。

我们俩互相打气。

我说：“别怕，我们肯定能一起回去的。”

她点头：“嗯，一起回去。”

机会是在1982年夏天来的。

市里我们原来所在的工厂，来了一批招工指标。

点名要我们这些下乡的知青。

消息传来，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

我们连夜收拾行李，感觉像做梦一样。

走的那天，村里的老乡们都来送我们。

赵队长还是那副嗓门，但眼睛红红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回去了，好好干。”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我对这片土地，感情很复杂。

我恨过它，但它也见证了我和林晚最好的时光。

坐在回城的火车上，我和林晚并排坐着。

我们没有说话，就是手拉着手。

窗外的玉米地飞速地后退。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色，心里有点恍惚。

好像一场漫长的梦，终于要醒了。

我转头看林晚。

她也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陈进，”她说，“我们回家了。”

“是啊，”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们回家了。”

回到上海，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街道还是那么拥挤，空气里还是那种熟悉的、带着点潮湿的味道。

但我们，已经不是离开时的我们了。

我和林晚都顺利地进了那家工厂。

我在车间，当了一名最普通的钳工。

每天和冰冷的机器、刺鼻的机油打交道。

林晚因为有文化，人又长得漂亮，被分到了厂办，当了一名文员。

一开始，我们还和在乡下时一样。

下了班，我就去厂办门口等她。

我们一起去吃一碗小馄饨，或者在马路上压马路。

我把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点饭票，剩下的都交给她。

我说：“你拿着，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总是笑着说我傻，然后把钱又塞回给我，只留下一点点。

她说：“要攒着，以后我们结婚要用。”

我听了，心里就美滋滋的。

我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开始盘算着，等攒够了钱，就去申请单位的房子。

虽然要排队，可能要等很久，但总有个盼头。

我甚至开始学着做饭。

我想着，以后结了婚，我每天都给她做她爱吃的菜。

然而，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从张主任出现开始的。

张主任是我们车间新调来的领导。

四十岁左右，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但眼神很精明。

他是从机关下来的，据说上面有人。

他第一次来车间视察，一眼就看见了我。

不是因为我干活多卖力，而是因为我干活的时候，老是忍不住哼歌。

这是在乡下养成的习惯，一个人在地里干活，不哼哼几句，感觉能把自己憋死。

“你，叫什么名字？”他指着我。

“报告主任，我叫陈进。”我赶紧站好。

“年轻人，有活力是好事，”他推了推眼镜，“但车间里，要注意安全，不要分心。”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不悦。

从那天起，我就对他有点怵。

后来有一次，我去厂办交报表，正好看见张主任在和林晚说话。

他站在林晚的办公桌前，身体微微前倾，脸上带着笑。

林晚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似乎有点不自在。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像是有什么不属于我的东西，在觊觎我的宝贝。

我走过去，把报表往桌上一放，故意弄出点声响。

“林晚，报表。”

张主任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意外。

“小陈啊，”他笑了笑，“你和林文书认识？”

“我们……”我刚想说我们是对象。

林晚却抢先开口了：“主任，他是我下乡时候的同乡。”

同乡。

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们明明是在玉米地里发过誓要一辈子在一起的恋人。

怎么就成了“同乡”？

我看着林晚，她躲开了我的眼神。

张主任“哦”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笑了。

“原来是老乡啊，那感情肯定很深厚了。”

说完，他就背着手，慢悠悠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问林晚，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

林晚沉默了很久。

她说：“陈进，现在厂里人多嘴杂，我们关系公开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我不解，“我们是正大光明的谈恋爱！”

“你不懂，”她说，“张主任是领导，要是让他觉得我们拉帮结派，给你穿小鞋怎么办？”

我虽然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但心里还是不舒服。

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好像被什么东西蒙上了一层灰。

从那以后，我发现张主任找林晚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有时候是让她整理文件，有时候是让她写个报告。

甚至有一次，我看见他把一个苹果，放在了林晚的桌上。

那年头，苹果可是稀罕东西。

我心里的火，噌噌地往上冒。

我去找林晚，让她离那个张主任远一点。

“他没安好心！”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林晚却很平静。

“陈进，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她说，“他是我领导，我能怎么办？难道把工作辞了？”

“他要是敢对你动手动脚，我弄死他！”我攥紧了拳头。

“他没有，”林晚叹了口气，“他只是……对我比较关心。”

“那是关心吗？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我们大吵了一架。

那是我第一次对她发火。

吵完，我俩都沉默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有点陌生。

她不再是那个在玉米地里，会因为我肩膀磨破了皮就掉眼泪的姑娘了。

她的眼睛里，多了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有无奈，有疲惫，还有……一丝我不想承认的动摇。

我们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去找她，她会说厂办要加班。

我知道，大部分时候，都是张主任让她留下的。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没处撒。

只能下班后，一个人去小酒馆喝闷酒。

喝醉了，就想起在乡下的日子。

想起那片金黄的玉米地，想起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温度。

想着想着，眼泪就和酒混在一起，往下咽。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套房子。

厂里分房，张主任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

在当时，这不亚于天上掉馅饼。

消息传出来，整个厂都轰动了。

大家都在羡慕张主任。

而我，还在为我们俩那个小小的单身宿舍名额，跟工会磨嘴皮子。

那天，我看到林晚从张主任的办公室出来。

她的眼圈是红的。

我冲上去，拉住她。

“他跟你说什么了？”

她甩开我的手，声音很冷。

“陈进，我们分手吧。”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为……为什么？”我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合适。”

“不合适？”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们在玉米地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不合适？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在一起的！”

“那是在乡下！”她突然也激动起来，“现在回城了！陈进，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她指着我身上沾满油污的工作服。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我一个月工资多少？我们俩加起来，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什么时候才能把爸妈接来一起住？”

“我们可以等！我可以努力！”我喊道。

“等？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她也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陈进，我等不起了。我爸妈在乡下吃了一辈子苦，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

“所以呢？”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所以你就选他？就因为他有房子？”

她没有回答。

但她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能给我一个家，”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一个在上海的，真正的家。他还能帮我爸妈办回城的户口。”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所有的爱情，所有的誓言，在“一个家”和“一个户口”面前，被击得粉碎。

我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不是输给了张主任，是输给了这个现实的、操蛋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

我把我们俩所有的信，所有的合影，都烧了。

火光映着我的脸，我没哭，就是笑。

笑自己是个。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林晚和张主任要结婚的消息。

婚礼办得很风光。

在厂里的大礼堂。

厂长亲自来证婚。

我还收到了请柬。

是林晚亲手送来的。

她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满身油污地修机器。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连衣裙，站在我面前，有点手足无措。

“陈进，我……”

“恭喜你。”我打断她，没看她，继续拧着手里的螺丝。

她把请柬放在我旁边的工具箱上。

“希望你能来。”

我没说话。

她站了一会儿，走了。

婚礼那天，我还是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

是想去看看她穿婚纱的样子？

还是想去给自己一个彻底的了断？

我换上了一身最干净的衣服，就是那件她送我手套时，我穿在身上的那件。

我把自己灌得半醉，才敢走进那个挂满红双喜的大礼堂。

她真的很美。

穿着洁白的婚纱，像个仙女。

张主任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站在她身边，满面春风。

他们在给来宾敬酒。

敬到我这一桌的时候，林晚看到了我。

她的脸色白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张主任也看到了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

“小陈也来了啊！快，喝一杯！”

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白酒。

“小陈可是我们车间的骨干，以后还要多仰仗你啊！”

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看着他搂在林晚腰上的手。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祝你们……白头偕老。”

我说完，放下酒杯，转身就走。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再多看一眼，就会忍不住冲上去，把他那张虚伪的脸，打成猪头。

也怕再多看一眼她，我好不容易筑起来的防线，就会瞬间崩塌。

从那以后，我在厂里就成了一个笑话。

所有人都知道，车间的陈进，被厂办的林晚给甩了，林晚嫁给了他的领导张主任。

李大嘴那种人，更是见了我，就阴阳怪气。

“哎哟，这不是陈大情圣吗？怎么一个人啊？你的天鹅呢？”

我学会了沉默。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我玩命地干活，研究技术。

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闭嘴。

我要让林晚知道，她当初的选择，是错的。

这种憋着一股劲儿的日子，很苦，但也让我成长得很快。

我成了车间的技术能手，拿了好几次先进个人。

张主任作为我的领导，也脸上有光。

他会在开会的时候，点名表扬我。

“我们车间的陈进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每次听到这话，我都觉得无比讽刺。

我和林晚，抬头不见低头见。

在食堂，在路上，在厂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碰到。

我们从不说话。

只是眼神交汇的一刹那，迅速撇开。

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时候，我会看见她和张主任一起走。

张主任走在前面，她在后面提着东西。

她的脸上，没有了在玉米地里的那种笑容。

取而代代之的，是一种很淡的、带着点疲惫的表情。

我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但我知道，她肯定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快乐。

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在厂门口碰见了她。

她一个人站在路灯下，好像在等车。

那天很冷，她穿得很单薄。

我鬼使神使地走了过去。

“还没回家？”

她吓了一跳，看到是我，眼神很复杂。

“……他在应酬。”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气氛很尴尬。

一辆小轿车开了过来，停在我们面前。

是厂里给领导配的车。

张主任从车上下来，喝得满脸通红。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搂住林晚的肩膀，冲我笑道：

“小陈啊，这么晚还没走？又加班啊？年轻人，有干劲！不错！”

他的手，在林晚的肩膀上，用力地捏了一下。

我看见林晚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主任，你们先回吧。”我低着头说。

“好，好，那我们先走了。”

他拉开车门，几乎是把林晚塞了进去。

车子开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林晚的脸。

她也在看我。

她的眼神，我看不懂。

但我知道，那一刻，我们之间的距离，比从上海到东北还要远。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从一个普通工人，干到了班组长，又干到了技术员。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也分到了一间单身宿舍。

虽然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个窝。

我结了婚。

是我妈托人介绍的，一个小学老师。

长得不漂亮，但人很贤惠，对我很好。

我们生了一个儿子。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像一杯温开水。

我很少再想起林晚。

或者说，我刻意地，不去想她。

我把那段记忆，连同那片玉米地，一起锁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我以为，这辈子，我们就会这样，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直到那次表彰大会。

几十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张主任，也变成了老张，快退休了。

他坐在主席台上，头发稀疏，有点发福，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而林晚，就坐在他旁边。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风韵犹存。

她还是那么得体，那么优雅。

像一朵在温室里，被精心养护的花。

会议很长，领导的讲话又臭又长。

我坐在下面，昏昏欲睡。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厕所。

出来洗手的时候，一抬头，在镜子里看到了她。

她就站在我身后。

我们俩都愣住了。

“陈进。”她先开了口，声音有点沙哑。

“……林主任。”我客气地叫她。

她现在是厂办副主任了。

“你……还好吗？”她问。

“挺好的。”我说，“你呢？”

“也还行。”

又是沉默。

镜子里，是我们俩苍老的面容。

“我听说了，你儿子去年考上大学了，是复旦，真厉害。”她说。

“还行吧，孩子自己争气。”

“你把他教得很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那……没什么事，我先过去了。”我说。

“陈进！”她突然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对不起。”

她说。

我身体一僵。

这三个字，我等了半辈子。

我以为我听到的时候，会愤怒，会质问，会把积压了半辈子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但没有。

我心里很平静。

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都过去了。”我说。

我说完，就走了。

我没有再回头。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过去了，就是真的过去了。

回不去了。

那句“对不起”，迟到了太久，已经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意义。

它无法抚平我肩膀上曾经的伤疤，也无法温暖那个在雪夜里递出手套的夜晚。

更无法，让那片金黄的玉米地，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

表彰大会结束，我跟着人流往外走。

在门口，又碰到了他们。

老张被几个人围着，大概是在说些恭维的话。

林晚站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他的公文包和茶杯，脸上挂着那种标准化的微笑。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停留。

走到厂门口，阳光有点刺眼。

我眯起眼睛，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

突然就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秋天。

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我扛着一百多斤的玉米，从地里走出来，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到嘴里，又咸又涩。

林晚在地头等我，递给我一个水壶。

我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壶。

她就站在旁边，用毛巾帮我擦汗，笑着说：

“慢点喝，没人跟你抢。”

那时候，天很蓝，云很白，玉米地是金色的。

那时候，我们虽然穷，但我们什么都有。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汽车的尾气和城市的尘埃味。

我笑了笑，迈开步子，走进了人潮里。

生活还要继续。

只是，我的那片玉米地，再也回不去了。

退休后，我的生活变得很简单。

每天去公园遛弯，跟老头们下下棋，回家逗逗孙子。

老婆比我身体好，还在社区里当志愿者，忙得不亦乐乎。

儿子有出息，在一家外企当高管，给我们老两口换了套电梯房。

一切都很好。

好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我很少再回老厂区那边。

那片地方早就拆了，盖起了一栋栋崭新的商品房，价格高得吓人。

偶尔坐公交车路过，我会往窗外看一眼，试图找到一点过去的痕迹。

但什么都找不到了。

就像我的人生，被推土机碾过，然后盖上了光鲜亮丽的楼盘。

关于林晚和老张的消息，都是从以前的老同事嘴里听来的。

听说老张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中了风，半身不遂。

听说都是林晚一个人在照顾他。

听说他们的儿子，很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在外面瞎混，欠了一屁股债。

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没什么波澜。

不好奇，也不关心。

那已经是别人的故事了。

我的故事里，主角是我老婆，我儿子，我孙子。

有一次，老婆在整理旧物，翻出了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副灰色的、织得很粗糙的毛线手套。

“这是什么呀？都快烂了，还留着。”老婆准备扔掉。

“别！”我一把抢了过来。

我把手套拿在手里，毛线已经僵硬了，上面还有几个破洞。

我记得，这是有一年冬天，我不小心把它挂在了机器上，弄破了。

当时心疼了好久。

“一个破手套，你宝贝什么？”老婆不解地看着我。

“一个……老朋友送的。”我含糊地说。

我把手套重新放回盒子里，塞到了床底下最深的角落。

就好像，把那段最后的念想，也彻底封存了起来。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请问……是陈进叔叔吗？”

“我是，你是哪位？”

“我是……我是林晚的儿子，我叫张硕。”

我愣住了。

“我妈……我妈她不行了。”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我在病房门口，看到了张硕。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通红。

他长得不太像林晚，也不太像老张，一脸的颓丧。

“叔叔，你来了。”他站起来，声音嘶哑。

“怎么回事？”我问。

“癌症，晚期了。”

我的心，又被那只生了锈的钳子，夹了一下。

我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往里看。

林晚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她瘦得脱了相，头发也白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如果不是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在玉米地里对我笑的姑娘。

“她……想见你。”张硕说，“她昏迷前，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滴滴”声。

我走到床边，看着她。

几十年没这么近地看过她了。

她的眼角，嘴边，都是深深的皱纹。

那双曾经像星星一样亮的眼睛，紧紧地闭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就那么站着。

站了很久。

张硕在外面小声地跟我说，老张前两年就走了。

林晚一个人拉扯他长大，很不容易。

为了给他还债，把房子都卖了，现在租住在一个很小的阁楼里。

他说，林晚这一辈子，过得都很苦。

他说，他从来没见他妈真正笑过。

“叔叔，”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恳求，“我妈她……她心里是不是一直有你？”

我没回答他。

我怎么回答？

说是？那对不起我老婆。

说不是？那我是在骗自己。

我在医院里陪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林晚醒了。

她睁开眼，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丝光亮。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

“玉……米……地……”

她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

我握住她冰冷的手。

那只手上，布满了老年斑和针孔。

“我在，”我说，“我在这儿。”

她看着我，笑了。

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很浅很浅的梨涡。

和几十年前，在石磨上看书的那个下午，一模一样。

然后，她的手，慢慢地，从我手里滑了下去。

仪器上，那条代表心跳的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发出了刺耳的长鸣。

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刚亮。

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把整个城市染成了一片金色。

我突然很想去看看那片玉米地。

我知道，它早就没了。

但我还是想去。

我坐上最早的一班火车，去了东北。

凭着记忆，我找到了那个曾经的村子。

村子也变了样。

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

村口那棵大槐树，还在。

只是更老了，树皮开裂，像老人的脸。

我找到了我们当年的知青点。

院子已经荒废了，长满了杂草。

当年的宿舍，也塌了一半。

我绕到后山，那片我们曾经掰过玉米的地方。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果园，种满了苹果树。

我走到果园的深处，找了一棵树，坐了下来。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和当年风吹过玉米叶子的声音，很像。

我闭上眼睛。

仿佛又看到了她。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垂在胸前。

她把一个苹果递给我，笑着说：

“陈进，你傻不傻？”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副灰色的毛线手套。

戴在手上。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照在我的脸上。

暖暖的。

我笑了。

我知道，我的那片玉米地，其实一直都在。

就在我心里。

它从来没有消失过。

只是，那里，永远地，住下了一个叫林晚的姑娘。

我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是时候，该回家了。

家里，还有人在等我。

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我的老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

我还有我的生活。

我转身，慢慢地往山下走。

我没有回头。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是真的，要和那片玉米地，告别了。

和那个属于陈进与林晚的，1980年，彻底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