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农民“滞乡”与当年“盲流”一样不可避免——时代转型的必然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提出“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的工作部署，将这一新兴社会现象推向公众视野。

与此同时，不少网友的观点引发热议：如今的农民工“返乡滞乡”，恰似改革开放初期的“盲流”现象，本质上都是时代转型期的必然趋势，单纯“防止”难以奏效，唯有顺应规律、精准施策方能破解困局。

回溯历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盲流”现象，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标志性社会景观。

彼时，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松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距，如同磁石般吸引着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民。

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告别土地涌入沿海发达城市和大城市，成为没有正式户口、缺乏稳定工作的“盲目流动人员”。

尽管当时政府曾通过收容遣送等方式试图限制，但这股人口流动浪潮终究无法阻挡——它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对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是城乡二元结构松动后的必然释放，更是底层民众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选择。

时隔数十年，农民工“返乡滞乡”现象的兴起，同样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呈现出客观必然性。

农民工“返乡滞乡”现象指的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城市就业市场收缩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滑、生活压力增大而被动返回农村户籍地，却因乡村产业承载力不足、自身技能与本地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陷入“外出无门、就地无业”的待业或半失业状态。

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与当年的“盲流”现象有着异曲同工的时代必然性：从外部环境看，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速放缓，企业用工需求大幅收缩。

城市产业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技能门槛持续提高，让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农民工群体难以适配，被迫退出城市就业市场。

从内在逻辑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乡村产业基础薄弱、非农就业岗位供给有限，无法承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这种供需失衡并非短期政策干预就能彻底扭转。

正如当年“盲流”是城乡差距催生的流动浪潮，如今“返乡滞乡”是城市就业拉力减弱与乡村承载力不足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变化、城乡关系重构的深层规律，单纯依靠“防止”显然难以违背。

正视“返乡滞乡”的趋势性，并非意味着放任不管，而是要摒弃“堵截思维”，转而以“疏导赋能”的思路破解问题。

当年的“盲流”现象，最终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化解，农民工群体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建设力量。

如今的“返乡滞乡”，同样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的契机。

这两大现象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人口流动与就业变迁的趋势，终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无法用行政手段强行“防止”。唯有顺应时代规律，以技能培训赋能个体发展，以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以制度改革破除发展障碍，才能将“滞乡”的压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让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舞台，实现个人价值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