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伪乡长暗地通知新四军：今晚我不在，你们到时候来抢枪

在抗战年代，枪支弹药对于新四军来说，是救命的稻草，但有时真正“送枪”的，并不是战场上的缴获。

抗战时，有一位伪乡长，表面上迎合日伪，背地里却在援助抗日。

那个晚上，他暗地里通知新四军：“今晚我不在，你们到时候来抢枪。”

这个伪乡长是谁？他是如何为新四军送去珍贵的枪支弹药的？

游击岁月

1943年初，大别山东麓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连绵数日的春雨让山林变得更加湿滑泥泞。

新四军第七师五十八团七连的队伍，悄然深入到了安徽舒城、桐城、潜山一带。

这支队伍由杨震带队，率领七十余人，肩负着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牵制日军与顽军联动压力的重任。

他们的身影时而隐没于浓密的山林，时而又如闪电般突击日军据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最初抵达时，队伍所携带的枪支不过五十余支，大部分是老旧的步枪，子弹则更为拮据，每人分到手的不过二三十发。

为了补充弹药，杨震带人多次突袭敌伪据点，有时甚至不得不冒着全歼的风险强攻小股日军补给线。

几次战斗下来，虽缴获了一些武器，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士们不敢轻易开枪，只能在每一次射击前反复权衡。

为了省子弹，一些士兵干脆在战斗中重新拾起了冷兵器，匕首、石块、甚至自制的竹叉。他

们伏在草丛里、树下、山洞口，静静等待着日军巡逻小队的靠近，然后用身体和勇气补上火力的缺口。

雨夜中，战士们抱枪而眠，不为安全，只为干燥，许多枪膛因反复潮湿开始锈蚀，时有卡壳之状。

修枪的人在山洞口借着昏黄的油灯，反复拆卸擦拭，眼睛熬得通红。

山民的支持成了队伍最大的底气，老乡们拿出藏粮的坛子、珍藏的咸肉和鸡蛋，偷偷送到山上，有时甚至将自家唯一一头猪宰了献给战士们。

可尽管如此，他们也拿不出更多的枪支，子弹是铁，枪口是钢，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支援的。

正当部队将要再次南移转点时，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悄然送到了杨震的耳中。

“听说潜山县大水乡的伪乡长，姓汪，送了两支长枪过来。”这是山下一位老支前员带来的消息。

杨震听罢一愣，乡长？还伪职在身？在他的认知里，这种人向来是与敌人沆瀣一气、苟且偷生的代表。

可一想到这两支枪可能救两条命，他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派人前去了解情况。

汪中联原是当地商会的会长，为人精明，颇有威望，自日军占领该地后，被强行任命为“伪乡长”，负责统筹乡内民政与安保。

按理说，这种人应当是敌伪政权的“眼线”与“帮凶”，可谁知他却在暗中向新四军示好。

那两支长枪，是他亲自派人藏在粮袋底下送来的，并附带一句话：“我知道你们缺枪，就算不能正面帮忙，也想尽点心意。”

消息传回，杨震陷入了沉思，而那位名叫汪中联的伪乡长，也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这场生死对弈中的关键一子。

暗夜棋局

1943年的潜山县，日伪势力依旧盘踞其中，县城中的日本宪兵队戒备森严，乡村之中更设有伪军岗哨与巡逻队。

作为“维持治安”的地方头目，汪中联的办公室设在大水乡乡公所，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木墙斑驳，院中杂草疯长。

而就在这间小楼里，日伪政府给他配发了数十条长枪、数百发子弹与几箱手榴弹，命其组织乡丁巡防，以防“山上土匪”袭扰。

这些武器，于敌人不过是日常配给，但对山中新四军而言，却是渴望已久的生命线。

汪中联从未忘记第一次见到杨震时，那些战士身上破旧不堪的棉袄、背包里翻来覆去数着的弹匣，还有修枪兵手里满是油污与铁锈的手指。

他明白，要想真正帮上新四军，就不能只靠那两条藏在床底的老枪。

乡公所的军械库里那批“官方配枪”，才是大头，可若明目张胆送出去，不仅自己小命不保，还会连累一村百姓。

他得装疯卖傻，得让这批枪“丢掉”，被“抢”走，而且是“猖狂土匪”所为。

计划要谨慎，要自然，要让日本人、伪县长、伪军小队、甚至手下的乡丁都信得过。

几日后，汪中联独自走入了通往深山的小路，在山脚隐蔽处的竹林中，他见到了杨震。

“杨连长，”他低声道，“今晚我不在，你们可以‘下山抢枪’。”

杨震一听，眼神一凝：“今晚？”

“嗯，今晚，我会叫值班的叶老三留守，你们敲门后报暗号，他会配合，枪都在西厢房木柜里，钥匙我会提前放好。”

说罢，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草草写着几个字：“山上的，缺枪，今晚来拿，这是暗号，你的人只说这句，他就会明白。”

杨震看着他，沉默了良久：“你不怕被查？”

汪中联苦笑一声：“怕，可再怕，也比看着咱中国人没枪抗战要强。”

当晚，乡公所内，按照汪中联的吩咐，大多数乡丁已提前“下班”回家，只留下几名值守人员。

其中领头的正是叶老三，一个年近四十的本地人，曾是汪中联的伙计，他看似粗人一个，实则机灵过头。

得知今晚的“安排”后，他早早准备好几瓶劣酒，硬拉着其余几名值守乡丁坐下喝酒、打牌，还特意将院门关紧，灯光调暗。

“当当当！”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谁？”叶老三猛地一激灵，门外一人低声答道：“山上的，缺枪，今晚来拿。”

他快步来到窗边，轻轻拨开窗帘一角，黑暗中隐隐约约有几十道身影潜伏，枪口寒光隐现。

“弟兄们，完啦。”他低声朝屋里说，“山上的土匪来了，怕是有上百人，我们几个扛不住的。”

众人一听，脸色大变，几欲拔枪，叶老三举手制止:“别冲动！咱们守这破地方，不值一条命。他们要枪，不要命，咱只管不反抗，明天说是被抢就是了。”

在他三言两语的劝说下，众人纷纷放下手中武器，靠墙而立,几分钟后，木门“吱呀”一声打开，杨震率部鱼贯而入,.

他们动作迅速，分头进屋，打开军械柜，一箱箱长枪、一捆捆子弹，还有两箱灰布手榴弹，全被装入背包。

半小时后，他们悄然退去，只留下一屋“惊魂未定”的乡丁，和叶老三颤声对着门外喊：“土匪走啦！咱命保住啦！”

而此刻，在县城另一边的叶惠泉家，麻将声正热烈进行，汪中联一边“吃和”，一边掩饰着自己心中的狂跳。

背负骂名

那一夜之后，汪中联默默地在乡公所的报告册上写下八个字：“疑似山匪，突袭枪库。”

第二天清晨，他顶着鸡窝乱发，故作惊魂未定地进了县署办公室，把报告亲自交给伪县长。

“枪丢了？”伪县长拍案而起，“几十支配枪，就这么让土匪拿走了？”

汪中联低头拱手，一脸懊恼：“那夜我正赴宴乡绅叶家，回程路被暴雨冲断，未能亲自坐镇，土匪动作极快，留守人手不足，实在是防不胜防。”

对方一瞪眼：“你是吃白饭的？”

他张口结舌，愣是装出一副“有口难辩”的窝囊样，自此之后，县里对汪中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信得过”，变成了“不中用”。

可汪中联不辩、不怒、不慌，白日穿着长衫巡视村寨，夜里在灯下处理公文，该罚则罚，该请则请，连演带撑，把一个“庸人乡长”的形象维持得天衣无缝。

但在这“废柴外衣”之下，藏着的是一条条生死线上托起的新四军生命线。

第一次“失枪”之后，县里紧张一时，随后派人补拨十支步枪，作为“弥补损失”。

汪中联照单全收，一面在乡里装模作样召集乡丁“夜训”，一面暗中将枪械一一拆封，埋入自家柴房。

他以“枪械未修”为由，反复拖延交接，又借着夜色将枪支由叶老三带路，一趟一趟往山里送。

不久，他又上报：“昨夜山贼再犯，弹药所剩无几。”

再一次“报失”，换来的是对方的怀疑，一名宪兵队军曹当面讥讽：“你那公所，是土匪自助库房不成？”

汪中联只低头赔笑，装傻充愣，这一次，县里不再补枪，而是调拨了十名伪军前来协防，还派一名日籍宪兵常驻乡公所。

形势骤变，但他并未退缩，他将宪兵安排在西厢，故意制造“水井太远”、“村民不安”的借口，把其“安置”在看似要紧实则偏远的房间。

叶老三则继续维持“副小队长”的身份，成了监视宪兵的“耳目”。

再后来，汪中联学聪明了，他将枪支、子弹、火帽、雷管，悄悄夹在粮食、柴火、酒坛中，混在运输队里送往山林，再由联络员接应转交新四军。

为了掩盖这些行踪，他把几个愿意配合的村丁打扮成“山匪”，在村口鸣几枪，扔几块手雷皮，然后大张旗鼓上报县署，说是“遭遇伏击，弹药再损”。

就这样，在这一年中，他接连“被抢”了五次、六次，而在山上，新四军七连终于迎来了装备上的大提升。

步枪逐步更换成新式三八大盖，弹药供给也稳定许多，夜袭能力增强，伏击效率倍增。

他们发动了三次局部战斗，击退敌军三次，斩获伪军数十人。

直到抗战胜利那年，山下的大水乡挂起了红旗，新四军接管地方政权，人们才惊讶发现，这位被骂“无能”的汪乡长，并不是汉奸，也不是懦夫。

他递交的一份联络档案和记录册，密密麻麻记录着：1943年4月至1944年1月，他共为新四军输送枪支62支，子弹1900余发，手榴弹94枚，地图、干粮、药品等物资无法统计。

从那一刻起，这个曾被视作“窝囊汉奸”的人，被贴上了另一个名字：草根英雄。

这位沉默寡言的“伪乡长”，用谎言掩护真相，用身份掩护信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抗战输送了一条条火种，他不是将军，不是烈士，却用胆识与智慧，在历史的夹缝里，活成了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