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普朗克常数测到小数点后两位,却算不过自己命运的账。
1911年的上海码头,13岁的叶企孙攥着一张清华学堂录取通知,身边是比他高两头的考生。有人嘀咕“谁家孩子来凑热闹”,他踮脚把通知书拍在检票员桌上,动作熟练得像在书斋递印章。那年清华只收一百人,他连圆括号都没写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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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同一艘船把他送到芝加哥。实验室的美国人还在适应这个话少、饭量更少的东方学生,叶企孙已经把四年课程压缩成两年,夜里裹着大衣在机房算X射线数据,算到窗外雪堆得比书桌还高。1921年,他和导师杜安发表新测的普朗克常数,数值之准,让欧洲老教授们把旧表格撕了重写,一用就是十六年。有人问他秘诀,他答得平常:“仪器冷缩热胀,把温度记准就行。”一句话,把天才翻译成工匠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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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他把清华物理系从零砖片瓦盖成一座炮台: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钱三强……一串名字后来把新中国科学的天花板往上顶了十公分。学生记得他上课带块抹布,先擦黑板再擦讲台,像给知识行个鞠躬礼。1937年北平沦陷,他留守校园,把仪器埋进操场,把师生撒向昆明,自己最后一个走。路上缺车皮,他把行李扔了,只带一箱实验讲义,说“人可亡,书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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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伏笔埋在1938年。学生熊大缜去冀中造炸药,他送了一包实验室里刮下来的雷汞,再附一张字条:“别炸着自己。”十年后,熊大缜被误杀,罪名“特务”。叶企孙不信,一次次写报告:我教的徒弟我清楚,他能算出弹道,算不出背叛。报告递上去,像石子丢进深井,回声是他自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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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他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抄家的人发现屋里最值钱的是一摞发黄的讲义,随手撕了垫箱底。他被赶出清华南墙,睡在豁口外的水泥管里。昔日学生偷偷塞给他五块钱,他先问:“你现在工资多少?别给多了,影响孩子交学费。”第二天,有人看见他花三毛钱买了碗粥,剩两毛又退回学生口袋,像批改一道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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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他死在北大医院走廊的加病床上,身边没有亲人,只有一页没写完的草稿,公式停在“h=”后面。火化那天,清华园里的老槐树落了一地花,像一场迟到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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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铜像落成,奖学金设立,名字被刻在物理楼的门楣。可学生们记得最清楚的,仍是传说里那个画面:白发老人拄着树枝当拐杖,在清华西门讨馒头,碰到自己教过的院士,先问最近实验数据可好,再接过馒头,掰一半放回对方手里,说:“你胃口小,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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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不是奖牌,是掰开的那半只馒头,也是草稿纸上永远写不完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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