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中的衣食住行

孔子五十五岁时，因“堕三都”计划失败，与执政者季桓子政见不合，被迫离开鲁国，携弟子开启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活。这是孔子一生中极为艰难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对于这段经历，学者们围绕孔子周游列国的背景、目的、过程及思想影响纷纷著书立说，电影、电视剧亦浓墨重彩呈现。然而，关于孔子周游列国期间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关注，尚显不足。实际上，这些内容不仅仅关乎物质基础，更融入诸多礼制与教化元素，彰显出动荡时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理想与初心的坚守与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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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供给的费用分担

支撑孔子周游列国的不仅是一种信念，还有一定的经费来源，这是其计划得以实现的前提。试想，孔子携带数十名弟子，每天的吃住、交通及其他事务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十四年下来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那么，这些费用是如何解决的？根据各史料记载，孔子周游列国中所产生的费用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渠道。

首先，孔子的家业。孔子虽出身贵族，但至其父叔梁纥时，家道已然衰落。如《论语·子罕》载孔子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贫且贱。”但孔子自幼受到母亲颜徵在的良好教育，六七岁与小儿嬉戏时就能“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岁便“志于学”。大约在二十岁时，孔子进入仕途，他从委吏、乘田做起，到后来逐渐升职为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步入鲁国大夫阶层，这也使得孔子积累了比较殷实的财富。这从文献记载的一些事件中即可看出，如：弟子原宪曾为孔子管理家务，孔子要给他“粟九百”的待遇。（参见《论语·雍也》）再如，子路将赴任蒲大夫，去向孔子告别。孔子对他说：“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子路没有选择车马，而只求“请以言”。还有弟子公西华要出使于齐，冉有为公西华的母亲两次请粟，第一次请为“釜”，合六斗四升，第二次请为“庾”，合十六斗。结果，冉有给了公西华母亲“五秉”，相当于八百斗。为此，冉有还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公西赤“乘肥马，衣轻裘”，家里条件已经很富有了，作为君子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以上表明，孔子出游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奠定了其周游列国的经济基础。

其次，诸侯国的赠与。周游之前，孔子已在诸侯国中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赢得不少诸侯国君的赏识。因其周游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卫、陈两国度过的，因此卫、陈国君也给予他较丰厚的待遇。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初到卫国，卫灵公有意留下孔子为其做事，就先考虑解决其待遇问题。他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孔子说：“奉粟六万。”于是，卫灵公也给孔子“粟六万”的待遇。

再次，收取学费。自春秋时期私学出现，教师开始走向职业化，从事私人讲学的塾师要靠收取学费来维系生存。孔子开学授徒，亦曾表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是古代学生拜师时所献的礼物，通常为干肉，象征对师长的尊敬，同时也具有经济支持的意义。在周游列国途中，孔子也招收了一批弟子，如卫国的子夏、子贡，蔡国的漆雕凭、漆雕从，陈国的公良孺等，他们自然也要给孔子行“束脩”之礼，交纳一定学费。这应是孔子周游经费的来源之一。

最后，弟子的资助。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富有者。如子贡，拜师之前就已成为富商。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富商中，子贡位居第二。子贡有口才，擅外交，是“孔门十哲”之一，更是资助孔子周游列国的关键人物。当孔子“在陈绝粮”陷入困境时，子贡凭借其才能筹措到物资，化解了危机。还有公良孺，“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孔子家语·困誓》），贡献五辆私车随同孔子出行，帮助老师解决了交通工具不足的一个大问题。

虽资金来源多元，但并无不义、不礼所得。孔子一贯倡导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要“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他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而且，即使有这些资金支持，孔子一行在周游列国中仍十分艰难与窘迫。但孔子并未因此放弃、止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毅然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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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份相符的着装服饰

自古各个朝代的服装式样及用途各有不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着装要求也不一样，但大体上可以分为正装和便装两种。对于官员来说，在正式场合必着正装，又可称之为礼服或朝服。便装自然是除正式场合外或在家里的着装。据《论语·公冶长》载，鲁国大夫孟武伯向孔子问公西赤这个人有没有仁德，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这里的“束带”就是身着礼服的意思。《论语·乡党》称“吉月，必朝服而朝”，又，“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可知，上朝也好，参加乡人驱鬼仪式也好，都是要穿着朝服的。甚至是当孔子有病在床，得知鲁君来探望时，也要在便服之外披上朝服来行君臣之礼：“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论语·乡党》）对于没有官职的士人来说，在外着装也应该整齐、端庄。孔子认为，着装得体是君子形象的重要体现。《论语·尧曰》记子张问作为君子如何才能“威而不猛”时，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孔子周游列国时虽然没有任何官职，但也非常注意自己的着装，在拜见各国国君等正式场合，应该是着正装。而且他的正装似乎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风格，被人称之为“儒服”。这从他结束周游回到鲁国，和鲁哀公的对话中即可看出：

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孔子家语·儒行解》）

从君臣二人的对话中可知，孔子穿着衣袖宽大的衣服，戴着宋国流行的商代时期的章甫帽。孔子虽然没有承认这就是儒服，但应是其常穿的正装，也是当时士人或儒者特有的着装式样。这种服装不同于官员的朝服和生活中的便装，是在正式场合的着装，或言儒者的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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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位对等的代步工具

在古代社会，乘坐的车马、轿辇，其规格均有严格等级规定，交通工具因而成为地位与身份的直观象征。关于孔子周游或出行时乘何种交通工具，学界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是马车，理由是与孔子作为大夫的身份地位相称；其二则主张是牛车，其依据是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圣迹图》，多以牛车为驾。

据史料记载，车马是先秦时期大夫之家必备的代步工具。孔子作为鲁国大夫，自然有符合自己地位的专用车马。《论语·乡党》记载，有一天，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家后，立即关切地询问“伤人乎？”这一方面体现出孔子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家中养有马匹，并备有车辆。另有一章记载，当得知鲁君召见自己时，孔子“不俟驾行矣”，即不等马车备好，就先以步行前往。颜回去世后，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马车来为颜回置办外椁，孔子未同意。他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由此可见，孔子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加之其社会地位、身份，在需要远行之时，乘坐马车出行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另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意指孔子前往卫国时，弟子冉有为其驾驭马车。此外，子路曾任蒲地（今河南长垣）大夫，治理三年颇有政绩。孔子途经蒲地时，连连称赞子路的治理成效。当时，子贡正手执缰绳驾车，问道：“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孔子家语·辩政》）另有一次，孔子在陈国遭遇围困，脱险之后，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家语·困誓》）《论语·微子》中亦记载，当子路下车向长沮询问渡口时，长沮反问他：“夫执舆者为谁？”舆，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车厢或车具，刘熙《释名》则解作驾驭马匹的装置。可见“执辔”与“执舆”意义相近，均指手持缰绳驾驭马车。在子路下车问路之际，他将缰绳暂交孔子执握，因而孔子此时被称为“执舆者”。

除马车代步外，遇到河流等特殊情况，也偶有乘船渡河之事，史书所载“子路问津”便是佐证。孔子在陈停留期间，曾往返于陈、蔡、叶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津”为渡口，“问津”自然是要找到渡口乘船过河。至于孔子在何处乘船渡河，众说纷纭，有河南的新蔡说、罗山说、叶县说、柘城说、漯河说，湖北的新洲说，山东的鱼台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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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节用的居住环境

据史料所载，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的居住安排，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居住于馆舍，二是居住于朋友家。

馆舍，客舍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客栈、宾舍。孔子一行游历各国，在无人提供住宿的情况下，当以宿于馆舍为主。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孔子在卫国遇到曾经接待过自己的馆人去世了，不仅进去吊唁，还让子贡把拉车的马解下来赠给了丧家。他与馆舍人的如此情谊，应是在馆舍住宿期间建立的。此外，到了某一国，有的国君也会安排馆舍供其居住，例如《孔子家语·辩物》载：“孔子在陈，陈惠公宾之于上馆。时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馆而问焉。”在陈国，陈惠公就将他安排在上等馆舍。当然，住馆舍就得产生花费，上等宾馆就更奢侈了。所以，周游列国期间，本着简朴节用原则，孔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住在好友家，这样可以节省不少开支，更便于他与该国的贤达交流。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颜浊邹为卫国大夫，素有贤名，又是子路妻兄，因而他家是孔子可靠的落脚点。当时，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因其妻为子路妻子的妹妹，也意图邀请孔子居于其府邸。然而弥子瑕为人不端，孔子最终谢绝了他的邀请。后孔子欲往晋国不成，还遭遇匡、蒲之困，解困后又返回卫国。此次，孔子选择居住在卫国大夫、朋友蘧伯玉家中。蘧伯玉是卫国贤大夫，为孔子所敬仰。孔子曾称赞他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而孔子在陈国停留的四年期间，主要寄居在一名叫司城贞子的陈国大夫家中。（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司城贞子也是当时的贤者。可见，孔子住宿的对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选择那些贤人、志同道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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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前必祭的家常餐饮

孔子处世低调，对餐饮的要求并不高。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还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与颜回一样，都对生活质量没有什么要求，心中有道，便乐在其中。

不过，孔子还是非常注意食品卫生和饮食礼节的。据《论语·乡党》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可见，凡是霉烂变质、色味怪异、烹饪不当的食物均不吃，不合时令的亦不进食。这是健康饮食的表现，也是饮食遵礼的自觉。此外，进食前先行祭祀也是孔子的日常礼节。如孔子“食于季氏，食祭”（《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论语·乡党》）。当然，在周游列国期间，行程艰难、坎坷，甚至生活陷入困顿，孔子饮食自然无法遵照日常礼节，但也坚持食前祭祀的习惯。如《孔子家语·致思》中记载：“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当时，楚国一位渔人因天气炎热、鱼市路远，无法卖出渔获，又不愿将其丢弃于污土之中，于是决定赠予孔子。孔子不仅郑重行礼接受，还特意吩咐弟子清扫出一块洁净的场地，举行祭礼之后才食用。这一行为不仅体现出孔子对他人馈赠的尊重，更是他始终践行和坚守礼仪的具体表现。

孔子一行在陈国期间还曾遭遇严重的绝粮危机。据《孔子家语·在厄》记载，楚昭王欲聘用孔子治理国政，孔子前往楚国需途经陈、蔡两国。陈、蔡大夫闻讯后深感忧虑，认为“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于是派兵阻拦，“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危急之中，子贡设法携物品突围，至乡野处“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而返”。颜回与仲由等弟子赶忙在一间破屋中煮饭，煮饭时有灰土块自屋顶落下，将部分饭食弄脏。颜回觉得脏了的饭扔了可惜，遂取之而食。子贡恰好望见，误以为颜回偷食，心中不悦，便问孔子：“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相信颜回的品德，但为了解开弟子们的疑惑，便让颜回拿饭用以祭祀先人。颜回则将灰土弄脏饭，自己觉得扔掉可惜便将饭吃了的事告诉了孔子，并认为不洁净的饭不能用来祭祀。孔子听后说：“你做得对，换作我，也会将脏了的饭吃掉的。”孔子曾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意指君子在困厄中亦能坚守节操，而小人遇穷困便会放纵妄为。周游途中，孔子一行多次遭遇险境，而于“陈蔡绝粮”之时，由人人所必需的饮食，即可看出君子的操守，看出孔子师徒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综上所述，在诸侯争霸、时局动荡的年代，孔子怀揣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父母之邦不得志的情况下，毅然携弟子周游列国，以寻求入仕治国良机。但出游时间之长，路途之坎坷，都是孔子所始料不及，也是常人所难以面对的。但即便如此艰难困境，都未能阻挡住孔子行道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的关照和支持下，面对简朴的衣食住行，孔子始终坚守初心，充满乐观和自信，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从不低头和让步，表现出了一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本文原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作者：赵国权），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