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机器轰鸣,二十多万人忙着赶工程,谁也没心思琢磨地下能有啥。
负责清基的工人正干得热火朝天,铁锹下去却突然“铛”的一声,火星都溅了出来。
这地方按地质资料该是疏松的冲积层,哪来这么硬的东西?
工人换了镐头使劲凿,还是没进展,这片“硬骨头”透着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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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上报给了密云县文保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用探杆往下一探,心里立刻有了数。
这不是天然岩石,是人工夯筑的土层,而且年代绝对久远。
顺着夯土继续发掘,一排排磨砖对缝的青砖显露出来,砖面上隐约能看到龙纹图案。
能用上龙纹砖的墓葬,墓主人身份肯定不一般,这一下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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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惊现“硬骨头”,“荣”字瓦当揭开皇陵身份
本来以为就是座普通古墓,没想到随着发掘推进,更多线索接连浮现。
9月7日傍晚,考古队清理土层时,一块黄琉璃瓦当被小心翼翼地捧了出来。
瓦当正面模印着一个清晰的“荣”字,这个字瞬间让在场的人兴奋起来。
乾隆三十一年,皇帝曾册封第五子永琪为荣亲王,这个封号在清代皇子中分量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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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老百姓流传了两百年的“太子陵”传说,终于有了印证。
原来这片被叫做“太子陵”的山峪,背靠凤凰山、面朝莲花山,脚下还有月河环绕,风水上正是“二龙戏珠”的宝地。
两百年间,没人知道传说中的“太子”是谁,直到这块“荣”字瓦当出土,谜底才算彻底揭开。
全面钻探后,一个占地逾万平方米的清代皇家墓群轮廓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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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地宫呈“品”字布列,主墓在北边,左右两座辅墓稍靠前,各自都有独立的墓道、碑亭和享殿基址。
主墓的宝顶残高8米,条石台基上还雕刻着藏传佛教“八宝”纹样,而左右两座宝顶高不足5米,连琉璃构件都没有。
这种“一高两低”的形制,和景陵皇太子园寝的“递降”规制如出一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主墓主人的地位远超另外两座墓的主人。
逾制地宫藏玄机,文物见证储君待遇
随着主墓地宫石门被缓缓推开,里面的景象让所有考古人员都屏住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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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汉白玉券门矗立在眼前,门楣双面浮雕着升龙图案,龙头正对宝珠,这是“储君承乾”的象征,在亲王陵寝中极为罕见。
地宫内部是“亞”字形结构,分为前室、中室、后室和两耳室,通长32米,最宽处18米。
所有墙体都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用糯米汁灌浆加固,异常坚固。
墓道两壁绘制着五彩工笔壁画,东壁是《日出东海》,西壁是《月升昆仑》,寓意“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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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上的星象图用金箔贴成紫微垣,帝星恰好落在棺床正上方,这种布局完全是太子级别的配置。
陪葬品的规格更是超出了亲王仪制。
金丝楠木椁外面,还套着一重鎏金铜椁,椁盖上錾刻着“万福万寿”缠枝莲纹样。
内棺头挡镶嵌着一枚白玉“荣亲王宝”印玺,印面阴刻满汉双文,是乾隆御笔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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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室共出土瓷器、玉器、文房、武备等各类文物1300余件,其中一尊“剔红九龙海水纹宝座”高逾一米,是清宫造办处档案中“亲王仪制”之上才有的“超品”之物。
对比左右两座辅墓,差距更是一目了然。
它们同样是砖石结构,但通长不足20米,没有双重椁,壁画也只是用墨线勾勒的简单花卉。
两座墓的随葬品加起来不足百件,而且没有任何御赐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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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悬殊的配置差异,清晰地展现了墓主人身前的地位差距,也印证了永琪在乾隆心中的特殊分量。
清代礼制森严,亲王和太子的陵寝规格有着明确界限。
永琪只是一位亲王,却能享受如此超规格的待遇,乾隆对他的看重,真是写在了每一块砖、每一件文物上。
满文《密云县志》稿本中记载“荣亲王兆域,制拟东宫”,也从文献角度印证了这份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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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藏深情,工程与考古的文明对话
在地宫后室的棺床前,考古队发现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东西一只黄缎绣鸳鸯荷包。
荷包里面装着烧蓝银簪和几缕干枯青丝,经鉴定,荷包出自苏州织造,银簪是清代女子常用的发饰。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永琪的嫡福晋西林觉罗氏早逝,继福晋是大学士鄂尔泰的孙女,在永琪去世后年轻守寡。
专家推测,这只荷包极可能是继福晋在丈夫入葬时剪发所遗,“结发”与“随葬”并举,是清代宗室未亡人表达“同穴之愿”的私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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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地宫中,这件小小的荷包成了最温情的存在,让两百年前的悲欢离合瞬间鲜活起来。
当时密云水库是国家重点工程,工期十分紧迫。
如何平衡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成了摆在众人面前的难题。
好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决定“先发掘、后蓄水”,让考古工作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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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汛期到来之前,考古队完成了全部测绘、拍照和文物搬迁工作,1300余件文物分批运抵北京故宫博物院妥善保存。
原址则按照“原貌回填、地面标识”的方式进行保护,三座宝顶各保留了一段夯土芯,外加混凝土护套,形成了水下“封土台”。
如今乘船行至密云水库深处,还能看到三处绿色小岛成“品”字排列,那便是永琪与两位皇兄留在京郊的最后印记。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重点工程愿意为一处古墓暂停脚步,这是文明对文明的最高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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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永琪“娴国语,尤娴骑射,工书善画,天文算法无不通晓”,是乾隆诸子中唯一被《啸亭杂录》评为“资兼文武,貌类圣祖”的人物。
圆明园失火时,他曾背着乾隆逃出火场,被皇帝亲口赞为“仁孝”。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深得圣心的皇子,却在25岁时因附骨疽病逝,难怪被后世史家视为“乾隆朝最大遗憾”。
这座意外出土的陵寝,不仅补齐了清陵体系中长期缺失的“皇子园寝”一环,更让我们看到了官修史书之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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