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泓：晚清学术重镇学海堂创建于广州越秀山吗

学海堂是清代学坛泰斗、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立的书院，与此前在杭州创立的诂经精舍一样别开生面，影响深远，它的出现推动了清代乾嘉学派学风的发展，是清代书院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有关学海堂的记述和研究著述不少，但在学海堂创办时间、学堂地点及其教育制度的记述上，或勾勒不清，或与史实有出入，有以讹传讹之处，较为权威的工具书或学术著作的记述混乱的情况并不鲜见，确有澄清之必要。

试举一例，丁守和主编《中华文化辞典》“学海堂书院”条目称：

原址在广州城北越秀山。由清广东巡抚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创设。阮元于嘉庆十二年（1807）巡抚广东，极力提倡经学训诂，并于道光元年（1821）设经古课召试学士。书院建成后，不设山长。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就任两广总督，在他任两广总督的九年间，七次兼署广东巡抚，其中六次是因为巡抚调任，新巡抚未抵广州，一次是因为巡抚入觐，每次时间多数在一两个月，最长不超过四个半月，在新任巡抚（时已任命）到来之前兼署印务，并非兼任广东巡抚，更不宜直接称其官衔为广东巡抚。该书说阮元于嘉庆十二年（1807）巡抚广东，不仅把他到广东的时间提前了10年，还把阮元官职说成广东巡抚。对学海堂创办时间与书院不设山长等举措起始的记述，亦与史实有出入。

阮元在广州办学海堂时间有多长，涉及他本人对办学影响有多大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学海堂创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办学海堂时间达6年多；如果学海堂创设于道光六年（1826），则阮元不到半年就离开广州了，尽管此后仍关心和过问学海堂的管理和教学，但影响毕竟不同。关于学海堂创办时间，较常见的有四种说法：道光六年（1826）说；道光元年（1821）说；道光四年（1824）说；嘉庆二十五年（1820）说。

上述四说中，以道光四年说最为普遍，《广州百科全书》《广东百科全书》等均采用此说。香港亚东学社《学海堂志·出版说明》因附在《学海堂志》之前颇为权威，道光四年说源出于此。文称，道光四年（1824）九月，阮元在粤秀山择地开工，建学海堂，同年十二月建成。此说的学海堂，应是学海堂在越秀山的校舍建筑，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海堂，则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年谱》（原名《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记述道光四年（1824）九月“福侍大人亲至粤秀山觅地，欲建学海堂，遂在山半古木丛中定地开工”。“十二月，建学海堂成。堂为三楹，前为平台”。据此，可以肯定的是粤秀山学海堂建成于道光四年。但文中说到在粤秀山建学海堂的理由是“盖因连年以经古课士，士人之好古者日多，而学海堂惟在文澜书院虚悬一扁，并无实地，是以建堂于此，实有其地而垂永久焉”。这说明学海堂此前已悬匾于文澜书院（址在太平门外下九甫绣衣坊），自身无实地。彼时的学海堂不是虚有其名，而是开办数年，受课士人甚多，才有必要择地建堂办学。又据卷五，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扁，悬于城西文澜书院。”是处加按：“学海堂加课仿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这说明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海堂，阮元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且有实实在在的教学活动。

《学海堂志》述及“学海堂”之“堂”，有双重含义：一指书院机构，如谓“本堂向来请事于大宪，俱用申文。若因事文移各州、县，俱用平行”；一指书院建筑，又包括将在越秀山的学海堂建筑群的统称和学海堂书院内专设以课士的主体建筑学海堂两种情况。后者如“辟堂于此，缭以周垣，……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而下行……”。这里说的“堂”，是主体建筑，其他建筑还有文澜阁、启秀山房、至山亭。研究者将建筑与书院混淆，是导致学海堂创办时间多说的主要原因。如陈东辉《阮元与学海堂》说：阮元于“道光元年（1821）春，仿诂经精舍之例，开设经古之课，示诸生以取舍之途。道光四年（1824），阮氏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建立了学海堂，并手书‘学海堂’三字匾额悬于城西文澜书院”。

《学海堂志 学海堂考》书影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学海堂志》记述的是学海堂在粤秀山麓建院舍后的教学、管理规制及设施，其下限一直记述到同治年间，很容易造成学海堂书院创办于道光四年的错觉。香港亚东学社再版说明有学海堂道光四年创办于粤秀山之说，却未留意到在志中的“建置·筑堂”其实交代了粤秀山学海堂之渊源：“仪征公于嘉庆丁丑持节督粤，迨辛巳，政通人和久矣，始设经古之课”。辛巳年为道光元年，证明设学海堂早于粤秀山筑堂之前。学海堂在悬匾文澜书院的教学活动与粤秀山建成书院之初大致一样，直到道光六年阮元即将离粤之前定下《学海堂章程》才有所改变。也正因《学海堂章程》及设学长之事在道光六年，遂有误认学海堂创办于道光六年之说。

既然阮元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二日就到达广州接任两广总督，他又如此热心办学，为何抵粤两年多才有创办学海堂之举呢？这与治粤背景有关。嘉庆末年，大清盛势已渐显转折衰败之势，广东面临列强武装侵扰、境内治安不宁的局面。阮元抵粤，先是忙于检阅水师、观察外洋及澳门夷市形势，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加强抵御外敌之海防以及禁鸦片；接着往粤东、粤西、广西各处阅兵，又设法诱缉净尽海边小盗船，其间还审断广西地方大员互相攻讦之案。只有把燃眉之急的外忧内患大事理出个头绪，他才有可能亲力亲为办学。开办学海堂，如其在《〈学海堂集〉序》中自述：“余本经生，来总百粤，政事之暇，乐观士业。”

学海堂址涉及与今广州市二中校址的关系，以及学海堂校脉的延伸问题。如今最普遍的说法是今在越秀山南麓的广州市二中是在学海堂故址上建立的。查询志籍史料，实地踏勘调查可证，此说法并不准确。

学海堂创办83年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海堂因清廷实行教育新制而废，位于越秀山的书院址改为阮太傅祠——此祠在民国初年已废没。此来又百余年，时过境迁，实地已难觅旧址遗构。就在学海堂改祠12年后的1915年，梁启超重返旧地寻觅阮太傅祠，在《阮芸台先生画像》一文中述及：“辛亥军兴后，学海堂鞠为茂草。乙卯（1915）春余归粤省觐，求祠（按：阮太傅祠）故址不可复得，像更何有？”可知此时学海堂已片瓦无存。

梁启超寻祠之后14年，1929年广州市立一中在越秀山南麓创建校舍，抗战胜利后，此地改作市二中校舍。就今二中校址看，是否就建立于学海堂旧址上呢？

且看《学海堂志》。此志由学海堂首届学长之一的林伯桐编纂，刻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志首有署款“香石黄培芳绘”之《学海堂图》。黄培芳，时称“粤东三子”之一，道光十八年七月任学海堂学长。《学海堂图》是当时写实，以有限篇幅绘出学海堂之方位大势，院内屋宇主次分明，高下有致，较详细地绘出学海堂、启秀山房、文澜阁、至山亭等建筑物，右上方露出一小段城墙。此图为辨认学海堂旧址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据。《学海堂志》卷首《图说》，首篇《学海堂全图说》称，学海堂辟于越秀山麓，占地甚广，筑有围墙，主要建筑物包括学海堂、启秀山房、至山亭；书院后墙外稍东是越王台旧址，再往东北是镇海楼，隔墙东邻龙王庙；书院内广栽竹林，梅花夹道，石径盘绕，树荫草色间，以石为几席，可见其布局格调追求山林自然之趣。

再看刊刻于同治年间的《应元书院志略》中的《应元书院图》，越秀山麓，自西至东并列建有学海堂、龙王庙、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学海堂存在于道光四年（1824）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王庙是乾隆元年（1736）迁建于越秀山麓，咸丰七年（1857）毁于英法联军炮火，同治五年（1866）修复；菊坡精舍建于同治六年（1867）。这一说法与二中校史不同，据市二中建校70周年纪念册《越秀春风》载二中校史《越秀书香七十载》所述，应元书院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菊坡精舍合并改办存古学堂。尽管上述四组建筑群自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34年间并立于越秀山麓，但并不表明各书院先后举办于越秀南麓同一地点。

《应元书院志略》中的“图说·应元书院全图说”载：“书院西邻菊坡精舍，复距学海堂不半里，皆课士地也。”可见学海堂与应元书院距离不远，要想分清二者可从建筑风格入手。应元书院的主体建筑是课士之“乐育堂”，书院大门外莲池延袤数亩。“自大门至乐育堂，层累数十级”。学海堂阶梯则依山势蜿蜒而上。两所书院，一规整恢宏，一自然归真，正是其建筑风格区别的重要特征。光绪三十三年（1907）之广州城图上，应元书院东界为应元宫道，地名及巷道至今尚存。以《应元书院志略》中的书院图对照《广州旧影》图册中民国时期市立一中校址旧照规整的梯级，可证明这里是应元书院旧址，而不是学海堂旧址。今市二中正门层累数十级之梯级宽大规整，应是当年应元书院自大门至乐育堂梯级遗制。梯级旁当代立有一石，上镌“应元书院旧址”，署款“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虽不知何人所立，但文字很恰当。

应元书院

如果今市二中地址并非昔日的学海堂，那么学海堂真正的地址应在何处？晚清教育改制时，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并为存古学堂，未见将学海堂并入之记载。学海堂改为阮太傅祠后旋废没，民国初在堂内文澜阁废址上曾辟建粤秀楼，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驻跸处。1922年叛军炮火将粤秀楼夷为废墟，1930年于此建了“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光绪《广州府志》之《省城图》，清楚地标出应元书院、菊坡精舍、龙王庙、学海堂的名称及位置，学海堂南向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址），菊坡精舍南向正对着莲塘街、卫边街（即今吉祥路）。又，《学海堂全图说》称学海堂“堂后垣外稍东即越王台故址”。阮元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称“观音阁之东北，为越王台故址”。观音阁故址今建有孙中山纪念碑，可见学海堂北部在孙中山纪念碑南面以下山腰。

清代越秀山

2004年7月14日的《羊城晚报》上，黄泳添《曾是广东著名高等学府，大大提升岭南读书之风——清代学海堂位置之谜揭开》一文称，在一幅绘于1918到1919年的地图上，找到学海堂地址位置的实证。这幅地图居然有当时罕见的比例尺和等高线，房屋、寺庙、街道、河流等标注非常详细。依图可看出，“学海堂与镇海楼正在同一轴线上，主体建筑学海堂应在现越秀公园南部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一带。学海堂建筑布局追求山林之趣，堂内梯级依山势蜿蜒而上，与地图标示一致，这条道正在如今百步梯南梯位置”。由此确证了对学海堂位置的推断。

其实，清代志籍中的一些地图上也可见到学海堂的位置。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的《南海县志》之《县治附省全图》，就可以清晰见到学海堂位置。图中不仅标出学海堂，还包括堂中重要建筑文澜阁，又标出学海堂西邻的三元宫。从时间上看，当时学海堂还存在，足以说明问题。这与今天的实际情况还是很容易对照的。

综上所述，当年学海堂旧址应在今越秀公园南部孙先生读书治事处一带，今越秀公园百步梯极可能是学海堂书院内梯级，而市二中校址在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旧址。

最后，要讲到学海堂的教学制度，其演变与学海堂的办学地点密切相关。

清代，以八股应试为宗旨的书院，最终陷入科举制度泥潭，难以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专讲性理之学的书院，渐而陷入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之弊。阮元创办学海堂时提出“此堂专勉实学”，宣布要摆脱科举时事的束缚，反对理学空谈的学风，以实学为旗帜，培养造就通儒式的学者和能本经术为政治的人才，意在提倡和开创一种新学风。学海堂在清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推动岭南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乃至影响全国，与同为阮元所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并称，被誉为“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其办学特点是：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不设山长，推行公举学长、“择师而从”的教学民主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

学海堂既不以追求科举为用，也不事举业课试之文，这就使其在教育制度上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首先，书院将全省高才生都视为培养对象，办学方式不同于一般书院聚徒讲学。阮元提出，学海堂“为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古之所”。应课的除广东的举贡生监外，还有各地一些教谕、训导和书院掌教，有类今之研究生院。为鼓励更多的士子向学，学海堂改变原来膏火奖赏办法，规定“有随课之奖，无常课之额”。学海堂悬匾文澜书院时，汇收考卷，择优评奖，“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兴奋，有佳文一卷而给膏火数月者”。对于诸生的佳卷雅文，选集刊刻，褒扬学术成果，鼓励学生钻研学术风气，倡导、推广实学。粤秀山学海堂落成的道光四年（1824），由阮元选定学海堂师生撰文，刊刻成《学海堂初集》十五卷附一卷。他在《〈学海堂集〉序》中说道：“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凡十五课”。可见学海堂从悬匾文澜书院起，就实行季课制度不辍，《学海堂集》是对此前学海堂倡学成绩的检阅，也说明学海堂教育活动始于道光四年之前。

阮元亲自参与课士、出题等活动，身体力行地倡导了实学。当时书院风气，有的山长只挂名却并不到院教导学生，时人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载，阮元常常亲自到学海堂与诸生讲课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学海堂考试实行季课，主要由阮元或由他临时聘请学者或其他书院出题，批改考卷。学海堂开课策问：“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省海泊而来？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反映阮元力排科举八股和理学，极倡实学，在教育改革中将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列为实学重要内容的创新勇气，也反映了广州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领风气之先的学术文化特色。

阮元像

阮元在学海堂的教育活动，影响深远的是制定《学海堂章程》，为继任者所沿袭，也屡为研究学海堂教育制度者所引用。这里必须指出，引用者往往将其作为学海堂创办伊始之章程制度，是不确切的。《学海堂章程》是阮元总结其办学海堂乃至此前办诂经精舍的实践经验所制订，旨在“以垂久远”，而不是一开始创办学海堂就这么做的。

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阮元接到部咨，奉谕调补云贵总督，第二天，即向广州府和学海堂发出《学海堂章程》文檄，并要求“札到即便遵照办理”。可见他对此酝酿已久，此时臻于成熟。章程共8款，主要规定设立八学长而不设山长管理学海堂，季课由学长出题，发榜由学长酌定，课卷俟日按《学海堂集》选刻；拨沙垣收租以及拨本银生息为学海堂经费和添建小阁藏书、刻集费用。三天后，又追发文檄，责成有司严催不得拖欠学海堂经费，提高八学长润笔和堂中膏火，显示出阮元对学海堂长期办下去的关切之心和切实措施。所谓“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设立八学长同司课事，以及对课卷评定甲乙等级散给膏火，是从此才开始，即在阮元离开广东后才正式执行。今人不少文章说阮元创建学海堂即行八学长制，是将此举提前了。学海堂原有山长何人，文献无明确记载，但从学海堂初期教学活动看，应是阮元。

学海堂不设山长，设八学长共司课事的章程，虽在阮元离粤之后才执行并坚持下去，但阮元提出这两个原则，对于旧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保证了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继任督抚鉴于成宪，率能使学海堂发挥其积极作用，岭海人物，蒸蒸日上。学海堂主讲名师，先后有55人，学生有著述问世可查者，达300余人，书几千种，对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曾受业于学海堂的陈澧、朱次琦、廖廷相、桂文灿、汪兆镛、梁启超等，皆是一代之名流。张之洞督两广时，慕“甘泉、阮文达之为人，所至以兴学育才为亟”，建广雅书院即承学海堂之余绪，以实用为依据，一洗旧习。可见学海堂影响之深远。至于规定学海堂书院招收公举专课肄业生、学生可在八学长中“择师而从”，“各因资性所宜，听择一书专习，或先习句读，或加评校，或钞录精要，或著术发明”，那是后任两广总督卢坤的谕令，亦体现了与阮元办学思想的一脉相承。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曾掀起要求从学校教师中自行择师的风潮。距此一百年前，学海堂已将此列入办学章程，殊为可贵。但记述“择师而从”这一制度在学海堂开始实施，实事求是，只能说是在阮元之后的事，方有助于对阮元教育思想形成与实践影响的研究。

综上所述，学海堂并非创办于广州越秀山。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创办学海堂时，是在广州西关文澜书院内悬匾开课，阮元亲自主持了在此处的教学活动。直至四年后的道光四年（1824）年底，才在越秀山建起学海堂书院校舍，迁至越秀山麓办学。在越秀山办学一年半后，阮元即调离广东。可以说，阮元在粤办学，那时的学海堂址多数时间在文澜书院址并不是越秀山。对于这段史实的厘清，除了关系到对学海堂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等问题的研究，还关系到广州近代教育史史实的还原。

——选自《陈泽泓《广州古史讲真》，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