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生死线：秦始皇如何用长城与直道，奠定秦汉两代地缘格局

公元前221年，历时十年征战，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秦朝。然而这个新生的帝国并未迎来太平，北方匈奴不断南下侵扰，严重威胁着秦帝国的安危。

为此，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并派出名将蒙恬主持修建一条从都城咸阳到北境九原郡的道路，史称“秦直道”，共同组建起秦帝国的北方防御体系。

在《帝国的骨架》中，作者萧映朝详细探讨了这两项巨大的工程的地缘战略意义。长城与直道的建设，使得帝国"北向地轴"空前完固，标志着秦帝国在政治上由血缘封建转向地缘控制、在军事上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布局，奠定了秦汉时期帝国北向地缘结构的基本格局。

本文摘自《帝国的骨架》，作者萧映朝，内容有删减与改动。

西周所建立的纵向地轴其南端达于南阳盆地而直指江汉平原，春秋时期楚人据有南阳，自江汉平原关联南阳盆地至于豫西山地一线成为南向地轴的基本范围，这种局面持续到秦人占有巴蜀地区之后。

然而，秦自攻占楚国的巫郡、黔中郡之后，纵向旧地轴之南段开始发生偏移，南向地轴的具体位置大抵在秦岭余脉的伏牛山、大巴山余脉的今鄂东北的武当山、神农架与湘西的武陵山一线，其地缘屏障意义加强，其南端亦不再是南阳盆地延长线的江汉平原地区，但是南阳盆地依然是旧地轴南北之间的枢纽。

而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北取河南地而渡河筑长城新地轴亦告完成，至此，新旧地轴合二为一，旧地轴的地缘功能为摄制东方而拱卫关中。新旧地轴之北向皆有抗御匈奴而屏蔽关中的功能，至于新地轴之主要地缘意义还在于其雄富的经济实力，这正是帝国控驭六国旧地的物质基础。是以秦帝国再次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控驭格局，其所不同于西周的是秦人所建立的地缘格局以西部的地力与地利之联合为基础实现对东部的直接控制，而非西周的假血缘于地缘的借力模式。伴随着这种变迁，秦帝国的地缘政治重心也由西周时期的伊洛平原西移到渭河平原。

秦始皇 电视剧《大秦赋》

北击匈奴与秦始皇长城的地缘意义

秦人自南向夺取巴蜀而建立了秦蜀地缘联合体之后，方才打开了东进的胶着局面，并以之为战略基地而加剧了对旧地轴的冲击，终于扫平六合，一统天下。

秦朝完成统一之后，在关中北向继承了赵国所建置的云中、九原诸郡，有效地屏蔽了关中北向的地缘威胁。但是，秦昭襄王长城以西、以北，黄河以南尚有大片土地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这就与西汉初年的形势相近，刘敬（原名娄敬）曾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史念海先生论及河南地未收复之前的秦朝北疆形势说：“秦都咸阳与长安隔一渭水，而且还在渭水之北，可以想见当时不仅秦国北边受到巨大威胁，就是国都也已经感到不安。”然而论及秦始皇北逐匈奴之原由，太史公曰：“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司马迁的这一说法实则荒诞，对于略取河南地之初衷，张维华先生亦有与史念海先生相同之见解，他说：“秦建都咸阳，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警，不数日，咸阳即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后顾之忧，必使匈奴北退而后可，不然，则始终不能安枕也。秦之局势如此，汉之局势亦如此，故武帝开疆，亦以卫青夺取河南地为始。”

《史记》关于秦始皇北击匈奴而筑长城的记载语甚寥寥，实则无法窥见其全貌。《史记 · 秦始皇本纪》载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 · 蒙恬列传》载曰：“（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史记 · 匈奴列传》云：“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美国汉学家卜德教授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考虑到长城的宏伟，《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而乔森纳 · 弗莱尔也说：“司马迁对待修筑长城就像对待夏天的野餐一样。”

由于对秦始皇长城具体路线的失载，引发了后世关于秦始皇长城的许多争议。关于始皇长城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处，一是其东部起点，二是其与赵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的关系问题。关于第一点争议始于两处不同的材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匈奴列传》曰：“（长城）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正义》注《蒙恬列传》曰：“辽东郡在辽水东，始皇筑长城至辽水，西南至海上。”两说一致。《水经注 · 河水三》曰：“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张维华说：“盖始皇时之长城，其东段所在之地，虽未必与燕之长城尽合，然亦不至大违。”王国良据《通典》及《晋志》考证，此碣石即汉乐浪郡之碣石山，于是两说遂不矛盾。

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于西部长城，西部长城的具体走向如何，太史公寥寥数语，着实令人费解。黄麟书先生认为西端长城的路径：“起自甘肃省岷县城（临洮）西二十里。东傍洮河右岸，转北，经会川，临洮（狄道）洮沙三县城之西。再北，傍黄河右岸。（傍洮傍河云陇西塞）经皋兰市榆中县之北，靖远县之西北。入宁夏省，经中宁县城之北，金积、灵武、陶乐三县城之西，入绥远省。仍傍黄河右岸。（黄河长城）再北，截黄河，傍支流五加河之右岸，经临河县城之西，晏江五原二县城之北。再截五加河而东，（其南为河南新秦中）傍阴山，经安北、固阳、武川、陶林、集宁、兴和等县之北，入察哈尔省。”另据黄先生所绘“秦皇长城图”，西端长城自临洮起始一路傍洮河、黄河右岸而北上至于河水自靖远县西北处逾河而连贯于阴山长城。张维华先生则认为西端长城实则有三条防线，第一条防线为秦昭王长城，蒙恬当对其做了修缮；第二条则为“沿河所置之塞”；第三条则在“黄河以北，阴山西出余脉之中”。

景爱先生的意见则是河南地沿黄河一线虽有军事布防的堡垒，但是单就长城论则是与之无涉，始皇长城的西端不过是利用了秦昭襄王长城而对其作了向北的延伸而已，他说：“蒙恬所筑长城，是从白于山向北延伸，进入内蒙古境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关中诸郡”部分于阴山地区河水之南部分注明为“秦始皇所筑长城”，当是对“因河为塞”理解为修筑长城。

史念海先生本主黄河沿线筑长城之说，但是其同时又不得其解，他说：“说者谓可能是沿着黄河建筑长城，也可能像秦国堑洛长城那样，铲削黄河岸边，使敌骑不能飞渡。说法虽不尽相同，总是离不开黄河的。就是不佞以前也有如此想法。沿着黄河是可以建筑长城的，但这里的黄河岸边迄未能发现与长城有关的事物，也未能见到有关的文献记载。这样的说法就难得实指。”

辛德勇先生在进行了数万字的复杂考证之后指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北方边防设施，在秦人故土，沿用了秦昭襄王长城；在赵国旧境，则沿用了赵武灵王长城……至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军‘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并在第二年亦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兴工修建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所谓‘万里长城’。这道长城的西北地段，是‘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其在原赵国北边地带，仍是利用赵武灵王所建长城。在原秦国北边地区，由临洮至狄道地段，利用了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由狄道至枹罕西北的黄河岸边地段，是重新兴修了一段城垣；由枹罕西北的黄河河岸亦即‘榆中’地区，至阴山西南端的赵武灵王长城起点，则是利用黄河河道作为防御设施，并未修筑城垣。”

概括诸位先生的意见，黄麟书先生傍洮河、黄河之说因毫无考古发现可证似乎很难成立；景爱先生、张维华先生皆注重“因河为塞”对于河南地西部之防卫意义，西部临河地带当有要塞分布；辛德勇先生虽考证细致，对于长城北段的认识有很大贡献，但是他的“由枹罕西北的黄河河岸亦即‘榆中’地区，至阴山西南端的赵武灵王长城起点，则是利用黄河河道作为防御设施，并未修筑城垣”之说似乎很难令人信服；景爱先生也注意到了黄河冬季冻结的现象，如以此为据抗御马背上的民族，当何以为据？而辛氏所言正是黄河纬度最高的河段，漫长的河段一无所守，对于河南地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且《水经注 ·河水三》曰：“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富平县即是临河而置，可谓对辛氏所论的有力反诘。总体观之，张维华先生关于秦朝北疆地轴一线三条防线的说法似乎更为公允。

这样，阴山与阳山长城成为屏蔽北向之冲击的第一线；黄河沿线为第二线，利用黄河天险与沿河建置的军事要塞布防第二线；第三线则是修缮完固并延伸加强的秦昭襄王长城一线，此线自临洮逶迤而北亦有屏蔽河东而予以相互依恃的意味，如此关中方实现了真正的形势完固。而云中、九原、雁门一线则处于阴山、太行山、燕山的结合部，自雁门、代郡而东南沿无定河谷而下则是进入大平原的捷径，是以秦廷以三十万大军陈于是处自有其战略考虑在其中，而绝非所谓好大喜功之举，这从后世汉初的地缘政治处境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

直道对于北向地轴的地缘战略功能

与始皇长城同时修建的还有一项重要的军事工程就是秦直道，关于直道的记载亦是语焉不详，《史记 · 秦始皇本纪》载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 · 蒙恬列传》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蒙恬 电视剧《大秦直道》

关于直道路线的讨论长期以来成为一个热点。史念海先生认为秦直道自云阳起始，穿越子午岭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逾越黄河而直抵九原。王开先生则以细致的实地调查与详细的考证相结合的方法细致地论述了秦直道的路线为自云阳向北经上郡过高奴而达于九原，并举西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遣灌婴发车骑诣高奴事证之，他还说：“汉文帝自甘泉宫至高奴，必然要走‘秦直道’。”这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了秦直道即是甘泉经肤施抵九原这唯一的一条道了。设若秦直道乃是穿越子午岭而达于鄂尔多斯草原之道，汉初为匈奴所据，安得走那个“秦直道”？且按照前面张维华先生所言的三条防线计，正是河南地丧失，第二条防线失守，高奴的重要性才得以凸显。王北辰先生从桥门与直道的关系入手，同时借蒙恬遇害于阳周而推测其驻地于此，并引《汉书 · 武帝纪》元封元年勒兵十八万北巡事为证，主张直道为经过阳周的东线道路。

兹后，史念海先生又撰文回应王开与王北辰先生，史念海先生并不否认穿越肤施的南北大道的存在，他认为：“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大道，是秦始皇以前的旧道，也是秦始皇全国驰道的组成部分，与直道无关。”辛德勇先生引《括地志》与《元和郡县图志》证史念海先生所说，但亦同时指出唐人之说的史料价值不如汉代，留有余地。王子今先生颇为富有想象力地将子午道与子午岭关联起来论述，他认为：“‘子午’和‘直’，后者可以理解为前者的快读合音。而‘子午’和‘直’的方位定义，既是对甘泉宫而言的，且基本上也是对咸阳－长安而言的。”王先生认为：“（咸阳）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联系子午的意识。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子午岭－直道，子午道－直河，在咸阳－长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纵观千里的轴线。”如果王先生是论成立，那么就说明直道不过是秦始皇欲贯通纵向地轴交通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但是王先生在直道的具体路径上似乎还在东西说之间摇摆，一方面认同子午岭之说，另一方面又对武帝元封元年北巡之事不好处置，故而说：“推想秦直道的若干路段，都有汉武帝的车列和大队汉军铁骑经过。”

两说的分歧在于直道自陕甘交界的沮源关是继续北进进入鄂尔多斯还是折向东北而连贯肤施，若从王北辰、王开先生的意见，有几个问题似乎不太好解释。一则是赵高一行自直道返咸阳之事，二则是对于河南地之战略贯通之事，三则是对于马莲河谷的控驭问题。

秦直道遗址

沙丘之变后，秦始皇的车队并未从函谷关直返咸阳，而是绕到九原自直道归，《史记 · 李斯列传》载曰：“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史记 · 秦始皇本纪》载曰：“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可见，赵高对于北疆蒙恬强大的国防军是心存忌惮的，所以在处置北方军团的人事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王离乃王翦之孙，观乎始皇时期的军将，其势力与声望能与蒙氏家族相抗衡的唯有王氏家族。王翦灭楚而请封于始皇，足见其颇能藏拙保身，这种家风或对其后人有所影响。而王离本人亦为始皇所器重，始皇二十八年巡游之近臣即有王离，琅邪刻石载其事曰：“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虽则赵高等人在北方军团的人事上作了周密的考虑，但是毕竟蒙恬声誉极高，其死前尚曰：“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足见其在北方国防军中的影响力之巨大，所以赵高一行先达九原即是为了稳定北方军心，更为细致布防军队，以防有变。待其处置完毕即由直道返回咸阳，而不达上郡，亦是对蒙恬余部的忌惮。待到始皇归葬，胡亥仍未立刻处死蒙恬，足见其顾虑甚重。

胡亥 电视剧《楚汉传奇》

陈胜起后，东方形势汹汹，迟迟不动用北方军团亦可能有此等顾忌。蒙恬出任北方主将之前为内史，兹后出任三十万大军的统帅是否秩级有所升迁不可得知，但至少内史和少府乃是同为两千石，而《史记 · 项羽本纪》里有“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足可见秦二世对这支军队的不信任。昔日赵武灵王观秦足以震动秦昭襄王，何况三十万精锐之师悬于北向地轴之顶端，所以赵高与二世在处置北向地轴上非常审慎。

从对河南地的防守来看，直道经由鄂尔多斯草原地区亦是合情合理的，河南地土地平衍，一旦突破黄河防线即可深入秦腹地，若有一条战略通道直达是处可及时预于非常之情。

秦始皇三十三年取河南地，三十五年修直道，时隔两年不可能不兼顾新造之地的防守问题。且从三条防线的布局来看，阴山防线被匈奴突破，有黄河一线，黄河一线被突破还有秦昭襄王长城一线，而于第二条防线与第三条防线之间修筑战略通道，从军事意义上说正是对可能的内线作战的防守考虑，一旦黄河一线有事，秦军能立刻作出反应聚歼入侵之敌而不使其泛滥并冲击秦朝的战略底线。

至于对马莲河流域的控驭而言，因为泾河河谷关联关中之安全甚深，早在西周时期即重视在这一地区设防，如前章所论，《诗 · 小雅 · 六月》里即有“ 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 狁，至于大原。”足见泾水及其上游支流一带成为关乎关中安全的要害之处。

史念海先生论及汉初的情形说：“既然匈奴奴隶主有意窥伺甘泉，为什么不从直道南下，却远远绕到六盘山下？再说，在子午谷的东西，是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游牧民族向南进攻，一般都取路于河谷。而当时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起来，这正是子午岭上添了一条直道，使匈奴奴隶主贵族不能不有所顾虑。”直道若从沮源关即折向东北是不能实现对马莲河河谷的全面控制的，是以概括论之，史先生之论断似乎更有道理一些。直道的贯通对于北向地轴内部的连贯熔铸以及对外的威慑作用同时具备，而当秦始皇初拓疆土而筚路蓝缕以至于自给不暇之时，这条大道也毫无疑问成为向前线输送给养的大动脉，是以直道本身即是当时轴线地缘政治的强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