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时期是不是虚假繁荣，老百姓负担到底重不重？

文景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增加，工农商持续繁荣，国家实力大为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对于文景之治的“治”，人们通常认为包括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减轻刑罚等多项措施。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三十税一”的超低税赋。认为朝廷税赋一低，百姓就有干劲，然后日子就好起来了。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么说也没毛病。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家七十年都太平无事，百姓衣食无忧，官府资金充足。后来库房里面的钱币稻谷太多，实在用不过来，导致串钱币的绳子腐朽，稻谷腐败。　　

但也有人对文景之治的繁荣提出疑问。

首先，私铸成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仓库里大量的钱花不出去，有可能就是因为钱币因发行太多而贬值的结果。

其次，豪强崛起、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

最后，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汉武帝即位后第三年，中原就出现大面积饥荒，导致人相食。文景之治积蓄这么多年，照说应该是民殷国富，怎么一场灾害就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

私铸成风、豪强崛起、荒年人相食，文景之治是不是虚假繁荣？它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到底是喜还是忧？是否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文景之治

要深入了解文景之治，我们不妨从其历史背景着手，弄清楚文景之治出现的意义何在？

西汉是在秦朝经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西汉之初皇帝出行时找不到相同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得坐牛车。

这就让人不禁感到很费解了。强秦的经济不是很发达吗？关中不是天下最富庶的区域吗？为什么几十年过去，秦朝经济会崩溃到这种地步？从统一六国到灭亡，秦帝国仅持续了14年，秦国“奋六世余烈”所积蓄的国力哪去了？

因为秦朝的发展，是以一种近乎杀鸡取卵的模式。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拉开了秦国变法大幕。商鞅成功地将秦国整合为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

商鞅便提出“农战”基本国策：“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秦国的战争机器马力全开，举国转入“战争-掠夺-再战争”的循环中。

打仗和种田成为了秦人的主业，其他行业的人才和资源统统向这两个领域集中。

商鞅提出严厉约束“五民”，对“谈说之士”“处士”“技艺之士”“勇士”“商贾之士”都严加管制。同时，增加关税征收比例，限制商品流动，由国家管理调配工商业。

此外，秦始皇对六国豪强进行过大规模迁徙。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十二万户豪强被迁徙到咸阳，他们原先在家乡的财产统统收归朝廷。　　

但秦始皇觉得这些还不够。

他推行了商鞅的“驭民五术”，依靠武力与强权掠夺六国的财富，挤兑六国百姓。秦朝驱使六国的百姓去修建长城、始皇陵、阿房宫，仅在咸阳服役的就有70万人。还让他们去打仗，“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

在当时地方经济体系中，豪强占有生产资料，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中担当组织者，而老百姓则是其中的参与者，这两部分人构成了此前地方经济的两大基本构成元素。

可在秦朝的治理下，他们都渐渐没有了活路。这样一来，地方上原先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商品经济陷入崩溃。

再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的一番洗礼，汉初的经济大萧条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商鞅变法摧毁了原先的经济体系

刘邦意识到了经济体系已经崩溃的问题，他努力尝试改变。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性措施：

减轻赋税，仅收取十五分之一的税；

休养生息，全面复员军队，释放奴婢，将丁男每年服徭役一个月改为每三年服徭役一个月；　　

招抚流民，令战乱期间流亡山泽没有户籍的流散人口“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

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地方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尽快归位，让地方生产恢复起来。

但刘邦具有深刻的小农经济思想。他对地方经济的组织者和流通者，即地方豪强和商人依旧沿袭秦制，采取了打压政策。

刘邦曾效仿秦始皇的做法，迁徙秦末楚国地方的大豪强五个大宗族到自己的陵墓长陵；

此外抑制商贾，下令商贾不得穿丝绸和乘车，对他们的赋税要比普通人多一倍。以此来打压他们。

显然刘邦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秦朝经济崩溃的根源之所在。

所以汉初虽然进行了一番休养生息，但仅仅将小农经济培养起来。

此时在地方，农民们独门独户从事生产，却缺乏必要的组织和流通，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所以恢复速度相对还是比较缓慢。

所以经受了匈奴人几次规模不大的入侵后，汉朝经济就又有点撑不住了。

在刘邦死后，吕后下令模仿秦半两，由朝廷统一铸造“八铢钱”。

但接下来连年战争，极大地损耗了西汉国力，让货币价值下降。在匈奴进犯下，国家铸币不得不由“八铢”改为“五分”，相当于原来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左右，货币贬值接近75%。

没多久，南方边境又出现叛乱。为了承担这笔开支，吕后只好继续让货币贬值，从“三铢钱”减重为“一铢钱”，其价值仅为原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短短三年时间内，西汉的货币贬值了三十倍。

西汉经济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刘邦仅初步恢复了地方经济体系

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汉文帝刘恒走上了前台。

当时的西汉，北边匈奴侵扰的强度越来越大。公元前158年，匈奴进犯北部边境进而威胁长安，汉文帝不得不派周亚夫等三路军队到长安附近防御守卫。

而诸侯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当时西汉全国约有54郡。朝廷直辖只有15郡，另39郡都是被各王国所占。其中齐、楚、吴三国加起来几乎占了天下一半土地。

天下局势已经危若累卵。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延续汉初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那么诸侯抱团之后凭借规模优势，能够渐渐将体量日渐萎缩的朝廷给碾压掉。

既然量上已经很难形成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质上下功夫。

也就是说，汉文帝必须得尽快找到一种办法，能够充分释放生产力，让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其他诸侯国。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刘邦恢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让豪强、商人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恢复原先的经济体系。

于是汉文帝发布了一系列新措施。

继续加大休养生息的力度：

“除田租税之半”，即当年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

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交120钱，减至每人每年交40钱；

“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但这些只是基础操作。接下来汉文帝用了猛招：

放弃铸币权，允许私铸钱币；

放弃盐铁官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解除山泽禁令，开放原来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百姓开采矿产、开发渔盐资源。

这些措施，完全砸碎了秦朝以来的经济枷锁。

放弃盐铁官营，充分让利于民，让商人迎来风口，让工商业快速发展起飞；

劝课农桑，通过减免赋税、设立三老监督等方式鼓励农民种植桑树，发展丝织业；

解除山泽禁令，让那些地主豪强能够开始大面积开荒，实现体量的倍增；

放弃铸币权，除了转嫁部分战争开支之外，也缓解货币短缺问题，促进商品交易，让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

这样一来，地主豪强重新成为地方生产的重要组织者，他们掌控了大量的资金、生产工具和土地，进行了滚雪球式的扩张，这就让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而大量的商人，有助于农民将大量粮食变现为资金，将资金用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或者消费品，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大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同时，这些商人还能够将农田规模化过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吸附到工商业中去，让他们即便脱离土地也能够养活自己，产生大量的劳动价值。

这样西汉迅速实现了由小农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提档升级。

农业生产力提升为手工业品和商品流通提供剩余产品，促进商业的繁荣；而商业资本又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渗透农村，加速小农经济破产，推动农产品商品化（如粮食、丝织品贸易），促进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的“农-工-商”链条，经济充满了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

汉文帝

文景之治带来的繁荣显而易见。

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

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粮食产量提升、粮价大大降低，文帝时粟每石价格大跌，“粟至十余钱”。

粮食储备大为增长，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工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使朝廷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发展边境贸易，“异物内流，利不外泄”，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国库由此充盈起来。

国力的显著增强，为之后的汉匈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种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难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因素。

1、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那便是豪强的势力发展太过迅速，超出了朝廷的控制范围。

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收益即46.67%。

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

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一些农户的生活在温饱边缘徘徊，一旦遭遇灾荒的打击就会崩溃。

2、工商业导致失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

工商业的兴起，让不少农民离开了土地。

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这样一旦经济上出现波动，这些失地农民失去经济收入，也没有土地可耕种，无法自给自足，自然就面临生存危机了。

3、战争的压力一直存在

有些人就会产生疑惑了：气候原因导致灾荒还可以理解，但经济上的波动从何而来呢？

在当时，导致经济出现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战争。

事实上，文景之治并非天下太平。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自然不必说，而从汉文帝以来，匈奴人的袭扰也一直没停过。

这些因素，导致国家实力虽然总体显著向好，但是贫富差距过大，失地农民增多，老百姓普遍富裕程度不高。

而若再叠加一场大灾荒、一次匈奴大规模侵略，就足以造成从国家到百姓都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国家无事，不遇到水旱灾害，就会出现繁荣的景象。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因为非农经济比重过大，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这也导致国家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产生“人相食”的灾难性后果。

这便是文景之治数十年之后，到汉武帝初年依旧会出现较大规模灾荒的原因。

虽然情况依旧困难，但毕竟国家体量增加、基本盘做大了，所以缓过劲来，发展的后劲依旧很足。

接下来，文帝、景帝和武帝要做的，就是与发展起来的地方豪强进行一场经济战，使他们重新回到国家控制之下，从而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