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报纸惊现“黑稿”：有人冒充保险公司，把银行钱庄全得罪了

文│张姚俊

【旧闻实录】

本报讯：吾国保寿一业 以前因处理未能悉合法度 故营业未见发皇 自本公司与民国同时应运而兴 务以阐明保寿之原理及其真正利益为天职 对于社会 先谋启导之方 于是保寿之风气 因以大开

——《大报》 1931年2月24日

广告起风波

《大报》关于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广告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当年，才高八斗的曹植七步成诗，传为千古美谈。他这首《七步诗》也由此流芳百世，脍炙人口。诸位切莫以为笔者今日兴致所至，不聊金融，却来谈诗。无非下文絮叨之事，恰与《七步诗》所述意境略有神似，故而略提一二。难道是金融界“同室操戈”？那倒言过其实，但此事终有几分蹊跷。闲言少叙，即从1931年2月24日讲起。

这一天，上海滩一张名为《大报》的报纸在第四版以半个整版的幅面刊登了一则广告，其标题与落款均清晰标明“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熟悉近现代上海金融史的大抵都知晓这家险企。作为中国第一家纯粹华资的寿险公司，华安合群由原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吕岳泉在徐绍桢、王人文、朱葆三等政商界名流的支持下，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由于经营有方，华安合群的业绩蒸蒸日上，至1930年代初在国内各大城市遍设分公司、经理处90有余，还将业务扩展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棉兰等南洋商埠，成为民国华商人寿保险业的翘楚。

且看华安合群的这则广告洋洋洒洒千余言，开篇即条分缕析，细数人寿保险的种种好处，慢慢咂摸，还真让人觉得言之有理。说着说着，广告话锋一转，将保险与储蓄作起比较：“或曰我有积资，将存之银行钱庄，岂不与存入保寿公司相同？不知银行钱庄，存入数十元，自身设有不测，只得数十元之存款；若以此数十元存入保寿公司，则倘遇不测，其家室妻孥，立可得整千元之巨款，即贫苦者亦可以成小康。”斯言不谬，分摊损失和经济补偿是保险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其区别于其他金融细分行业的最显著特征。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楼

孰料，在点明保险在保障方面的优势之后，广告措辞陡然激烈起来，于文末将矛头直指银钱业：“且银行钱庄不独无偿金也，一遇风潮，则钞票或且止兑，存款或且止提，虽有巨款之存，亦徒呼负负。盖银行钱庄偶遇市面之排挤，顷刻可以有倒闭之忧。保寿公司则不然，不独不受排挤之祸，且虽权排挤之亦不得也。以此相较，保寿公司之优美稳妥送可以具知我国民不少明达之士，其亦宜知所择矣。”言下之意，银行钱庄经不起市面上风吹草动，常有关门歇业之虞，保险公司则是千年不倒的“金刚不坏之身”。这显然与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用意昭然若揭。更令人堵心的是，2月27日的《大报》仍以半幅版面登载了相同的广告。

报纸上竟然接连刊出这样一则诋毁银钱业声誉的广告，银钱两业岂能善罢甘休？上海银行公会首先按捺不住了，于3月2日致函华安合群，内称“报纸广告传布至速，以是工商百业无不视广告为宣传之唯一利器”，“广告措词关系至重，总以得体为主”，然而公会方面“顷阅二月二十四日《大报》”，“细绎语意，殊深诧异”，顿感“银钱两业无端蒙以名誉损失”，要求华安合群“查函见后以释疑团为荷”。次日，上海银行公会接而去函上海钱业公会，欲与之联名具文，再度质询华安合群。暂且不表华安合群的回应，还是先来解析一下《大报》的来龙去脉吧，以便厘清这桩事情究竟“悬”在何处。

擅登成谜团

《大报》创刊于1924年11月，为三日刊，一开四版，由步林屋、徐朗西合办，步林屋兼任主编。莫瞧名字煞有气势，它却是一张地地道道的文艺小报。就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大报》自然无法与《申报》、《新闻报》之类的上海滩报业翘楚相提并论，但它选择娱乐休闲为切入口，倒也办得风生水起，特色鲜明。如连载郑正秋的《说中国电影》、张春帆（别署漱六山房）的《画眉浅说》《髻之沿革史》等，颇受读者青睐。出至237期，因步林屋抱恙，《大报》停刊一载有余，至1928年元旦复刊。其后， 俞逸芬、陈蝶衣等人相继出任编辑，著名报人张丹斧、袁世凯次子袁寒云等还常为《大报》撰稿。

由此可见，《大报》在文艺界尚有一席之地，但其与金融界，除却广告，少有瓜葛，只消翻开《大报》便知一二。《大报》的头版和四版均为广告，广告内容主要涉及影戏剧目、百货烟酒、医疗保健、餐饮美食等。在《大报》屈指可数的金融广告客户里，华安合群算是最重要的一家。华安合群与《大报》的合作关系始自1930年3月，在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华安合群的广告便隔三差五地出现在《大报》的第一或第四版上，内容多为公司简介和产品推介。就广告大小篇幅来看，一般约占1/6版面，中规中矩，并不惹眼。可是，从是年秋季起，华安合群的广告不知何故暂别《大报》。所以，1931年2月24日的《大报》赫然登载半个版面的华安合群广告，既使人深感突兀，其形制又与往日惯例迥然不同，此举异乎寻常。

吕岳泉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华安合群总经理吕岳泉获悉此事后也是大惊失色！他在接到上海银行公会的质询函后，不敢怠慢，当即提笔给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复信，称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乃“大报馆擅登广告”，华安合群方面事先并不知情，且已“函令停登”。吕岳泉的这般回复并非搪塞银行公会，他也察觉事情可疑，因此在回信银行公会之前就致函大报馆，“敝公司并未送登任何广告与贵报”，“贵报竟有敝公司广告大半页，不知何故？”他要求大报馆“一面立将该项广告即日停登，一面将何以登载缘由详细示意”。

那么，大报馆答复吕岳泉了吗？其是如何作答的？此事的幕后主使究竟为何人？此人用意何在？一切的一切目前均无从考证！整件事情就像一道无解的数学题，只给出问题表述，却无答案。因为，留存的档案记录并不完整。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经过这场风波，双方“恩断义绝”，《大报》上再无关于华安合群的只言片语。

1933年步林屋病故后，《大报》随即停刊（1947年7月7日，陈蝶衣与冯亦代创办一份报纸，亦名《大报》。两者虽报名雷同，却无承续关系），这桩事件随之完全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诚信鉴今朝

如今旧事重提，笔者无意、更无由揪出事件的始作俑者。还原史实，需要真凭实据；历史无法假设，更容不得臆猜。这件“兄弟阋墙”的“悬案”还是让它继续“ 悬疑” 下去吧。可是，今人倒似乎能从中见微知著，得出些许启示。

《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工商业经营活动中，诚信如同资本须臾不可或缺。诚信是多维度的，不以次充好、不恶意造假是诚信，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是诚信，不夸大其词、不造谣中伤亦是诚信。

毋庸置疑，金融业属于竞争性的服务行业，但这种竞争绝不应该是“零和游戏”。当前，对于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来讲，有序竞争、合规经营是最基本的运行要求，也是维护金融诚信的重要方面之一。要实现金融有序竞争，不但要强化金融监管、建立和完善行（企）业自律机制，更要积极营造蓬勃向上的行（企）业文化、培养从业人员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若能实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便可在相当程度上遏制金融乱象，亦能较为妥善地规避金融风险。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