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生娃了？上海一产科医生称：从一晚上8个剖腹产到现在1个没有

“十年前夜班像打仗，一晚上连做8台剖腹产，如今整晚守着产房，却可能连一台手术都等不到。”上海资深产科医生的这番感叹，道破了当下生育市场的冷寂。

曾几何时，医院产科走廊挤满加床、产妇建卡要托关系的场景随处可见，而如今，从一线城市到小县城，产科“遇冷”已成普遍现象，甚至不少医院被迫关闭或整合产科科室。

为什么现在的人如此抗拒生孩子呢？

从忙不完到没得忙？

时间拨回到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上海一家医院的产科走廊里都挤满了加床，那一年，他们迎接了三万四千个新生命。

同样的情景也曾在山西上演，一家医院在春节那几天就接生了94个宝宝，其中近六成是剖腹产，高强度的工作让年轻医生累到内分泌失调。那时候，产妇想顺利建档，都得“找关系”才能求来一个床位。

可如今，产科的热度正在迅速冷却。这股寒意并非只停留在一线城市，它早已蔓延到了小县城。

在户籍人口超过150万的广东信宜，一家中医院已经贴出告示，宣布产科的住院分娩服务将在今年5月画上句号。

而在四川的旺苍县，情况更为严峻，活产婴儿数从2021年的一千六百多，锐减到今年上半年预计的五百出头，当地不得不将三家医院的产科合并到一起，抱团取暖。

更直观的冲击，发生在一家三甲医院里。去年，这里全年分娩量仅三百多人，产科病房的空置率超过七成。这不仅仅是业务量的断崖式下跌，曾经宝贵的医疗资金和场地资源，如今正大片大片地被闲置。

科室关停、病房空置，这些还只是表层冲击

一位资深产科医生忧心忡忡，他担心的不是眼前的冷清，而是未来。他直言，分娩病例的急剧减少，意味着年轻医生失去了最宝贵的临床实践机会。

没有足够的病例，临床研究就是无源之水，医学人才的培养链条随时可能断裂，这足以导致整个产科学科的“塌房”。

尤其在基层，当医护人员因为缺乏足够多的实操案例，他们处理高危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应急能力必然会下降。

这无疑增加了医疗安全的风险，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而这股寒流，也正顺着医疗链条向下游传导，最终的承压者将是本就脆弱的儿科。

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了？

答案简单又扎心：“生不起，养不起”。

有数据显示，在城市里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平均成本超过60万，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近100万，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十几年的全部净收入。

另有媒体测算，将一个孩子供到大学毕业，一个相对保守的全国平均花费是68万元。

宏观数据可能略显冰冷，但一个来自太原的微观案例却足以让人感同身受。一位母亲因为孩子奶粉过敏，不得不选择特殊配方奶粉，仅这一项，每个月开销就超过3000元。

孩子才一岁，夫妻俩攒了一年的年终奖就全搭进去了。除了吃穿，还有住房。为了孩子换个大房子，更是给无数年轻家庭背上了沉重的枷桑。

经济成本之外，还有难以量化的机会成本，尤其对女性而言。一位已婚未育的女性在求职时可能遭遇的隐性歧视，一次产假后可能面临的降薪或调岗，都是生育带来的职业“罚款”。

有测算显示，仅因为减少工作时间，一位母亲在孩子4岁前就可能损失掉超过6万元的收入。从2017年到2023年，国内育龄女性的数量本就减少了三千万，现代女性也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入职业发展，这让生育决策变得更加艰难。

社会层面的支持系统也没能跟上。公立托育机构一位难求，私立的又价格高昂。家里没人帮忙带娃，几乎是给双职工家庭的生育愿望判了死刑。

一场关乎幸福的抉择

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老训诫，对当代年轻人的约束力已经越来越弱。婚姻和生育，早已从人生的“必选项”变成了“可选项”。

相比于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投入巨大的成本，很多年轻人宁愿把钱花在能带来即时满足感的事情上，比如一个名牌包，一顿昂贵的大餐。在他们眼中，养育后代，更像是一件高风险的“奢侈品”。

更关键的是，这一代人对于“为人父母”的标准，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他们看来，把孩子养活只是最低标准，高质量的陪伴、心理健康的呵护、精细的教育规划……这些才是标配。也正因为标准太高，很多人审视自身后，觉得自己“无力承担”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因而选择却步。

从钢琴到编程，家长们被一种无形的焦虑裹挟着，生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当生育不再是自然的生命体验，而异化成一场高投入、高风险的社会竞赛时，自然就劝退了无数潜在的父母。

年轻人更倾向于用一种“理性计算”的方式来做出生育决策，只有当各方面都准备充分后，他们才敢选择生孩子。

最先压倒的就是幼教行业

曾经“一位难求”的幼儿园，如今却在为招生发愁。全国范围内，仅仅一年时间，就有两万所幼儿园消失了。

在上海浦东，一家民办幼儿园的现状令人唏嘘。园里一共6个班，平均每个班都坐不满5个孩子，人数最少的班级只有3个娃，园长只能靠负债来维持经营。更具戏剧性的场景是，幼儿园老师们被迫走上街头，像房产中介一样，给路人派发招生传单。

这股寒意顺流而下。某地一所公办小学，费尽力气只招到了22名学生，却要配备23名教师。

而母婴店的客流肉眼可见地减少，儿童玩具、童装等消费品的销量也应声下滑，整个“儿童经济”的根基都在动摇。

然而，危机也催生了创新。在存量市场中，求生者们正在开辟新的航道。幼教行业开始“向下兼容”，大力开拓1-3岁的托育服务，发展“托幼一体化”，这恰好满足了当下社会的刚需。

一些社区开始尝试“老幼共托”的新模式，巧妙地将闲置的幼儿教育资源与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既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又促进了代际互动，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照护压力，创造出全新的社会价值。

面对这股浪潮，真正的解药，绝不在于几句空洞的“催生”口号，而在于踏踏实实地去构建一个对育儿真正友好的社会环境。

只有当生育不再是一场让人望而生畏的高风险“投资”，而是回归为一种自然、被支持的人生选择时，产房里那盏彻夜长明的灯，才可能再次被一声声清亮的新生啼哭所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