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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夜班如同战场,一晚上接连完成八台剖腹产手术,如今整晚值守产房,却可能连一个分娩案例都遇不上。”一位在上海从事产科工作多年的医生如此感慨,言语中透露出当前生育市场低迷的真实写照。
曾经的医院产科,走廊里加床林立,建卡名额紧张到需要托人情才能抢到;而今,从一线城市到偏远县城,产科科室普遍面临门庭冷落的局面,不少医疗机构甚至不得不关停或合并产科服务单元。
为何现代年轻人对生育越来越抗拒?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与个体选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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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婴儿潮”到“婴儿少”
二十年前的产科病房,是全院最热闹、节奏最快的科室之一。新生儿接连降生,医护人员连轴转,几乎无暇喘息。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新出生人口高达1846万,相比2013年增长逾两百万,婴儿出生呈现井喷态势,医疗资源一度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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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同一家医院的年接生量已锐减至不足万人,昔日熙攘的产科走廊变得空旷寂静,临时床位早已撤除,建卡不再靠关系,部分医生甚至主动联系孕产妇进行随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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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某三甲医院,产科病房入住率长期低于50%,双人间常常空置,手术室也告别了连续运转的高强度状态。
年轻医生不再经历通宵达旦的连台手术,取而代之的是科室缩编、岗位调整的压力,职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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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拥有五年临床经验的产科医师坦言,自己已经开始系统学习妇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技术,为未来可能的转岗做准备。
这种由极热转向极冷的巨大反差,正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和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降低的直接映射,也深刻揭示了当代青年对生育持谨慎乃至回避态度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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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理性计算”
经济负担成为阻碍生育决策的首要因素,尤其是在上海这类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支出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调研表明,教育投入被多数父母视为最大的育儿压力来源。以上海为例,私立幼儿园平均每月学费超过5500元,显著高于全国均值,若再叠加早教课程与兴趣班费用,年度教育开销轻松突破十万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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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望而却步的是学区房的价格门槛——中心城区老旧小户型单价普遍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一套40平米的住宅总价可达400万元,相当于普通工薪家庭十余年总收入。
有网友粗略估算,在上海将一名子女抚养至大学毕业,即便不计入房产支出,基本花费也需约150万元。对于月收入仅一两万元、背负房贷的年轻人而言,这笔开支近乎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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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重压,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双重角色冲突进一步削弱了生育动力。
尽管性别平等理念日益普及,但职场中的隐性歧视依然存在,许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倾向规避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怀孕员工常面临岗位调动、薪资冻结或晋升停滞等不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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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是产后重返职场所面临的技能断层问题。长时间产假导致专业能力脱节,部分单位甚至以变相手段迫使孕期女职工离职。
相关研究明确指出,女性同时承担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责任的家庭,其生育率明显偏低;而夫妻间家务分工越均衡,家庭整体生育意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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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育儿任务仍高度集中于母亲一方:夜间哺乳、日常看护、家校沟通等琐碎事务消耗大量精力与时间。
这种被称为“密集母职”的现象,使职业女性深陷“生育即失业”的焦虑之中,许多人被迫在事业发展与生育计划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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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下滑带来的连锁反应
出生人数减少正引发一系列行业震荡,曾经“一位难求”的幼儿园,如今纷纷陷入招生困境,多地出现大规模关停潮。
2022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较上年减少176万人,部分民办机构因生源枯竭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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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海等地,普惠性幼儿园供给过剩问题凸显,公办园通过下调收费标准、增设特色课程等方式争夺有限生源。
儿童消费市场同样遭受冲击,玩具、童装等品类销量持续走低,传统实体零售渠道经营举步维艰。
医疗领域的连锁效应尤为突出,妇产科与儿科首当其冲。近年来,全国妇产科床位使用率大幅下滑,一些基层医院直接终止产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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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某二级妇幼保健机构为例,2016年月均分娩量超过200例,到2023年已骤降至20至40例之间,原本八人间病房改为双人房后,空置率仍超过一半。
儿科门诊同样不容乐观,综合医院儿科接诊量自2019年起逐年递减。某县级医院儿科日均接诊人次从过去的200人下降至50人左右,七名在职医生中有四人兼职从事外卖配送以补贴家用。
与此同时,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日益显现。2021年数据显示,尽管妇产专科医院万元以上设备数量有所增加,但实际诊疗人次不断萎缩,设备利用率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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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娃不再是“孤军奋战”
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水平,国家与地方政府正逐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中央层面推行优化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加快普惠托育服务建设,各地普遍延长产假,并设立配偶陪产假与父母共享育儿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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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中,山西规定婚假可达30天,符合政策的生育者可额外享受60天产假奖励,子女未满三周岁的父母每年还可申领15天育儿假。
江苏多数地区已实现生育津贴“免申请即发放”,产假结束自动到账,难产或多胞胎情况还可获得额外假期与补助。
这些举措从经济补偿、时间保障和服务供给等多个维度减轻育儿家庭的压力,努力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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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并非单纯的危机,更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唯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才能让年轻夫妇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有信心、有意愿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这不仅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福祉,更直接影响国家的人口结构安全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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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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