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红军危在旦夕！“南天王” 陈济棠拒当蒋棋子，密谈借道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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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苦心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总数为64个师又7个旅，共计50余万人，分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及其他堵截部队。

其中，南路军下辖粤军11个师又1个旅，陈济棠为总司令，筑垒扼守赣粤边境之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一方面军南进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对陈济棠来说，阻敌“向南发展”的不仅是红军，当然还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于是，他一面积极调兵遣将，摆出要与红军决一死战的架势，一面又严令所部要慎重行动，不得轻易出击。

4月28日，国民党军借助碉堡、飞机、大炮的掩护，以伤亡2400余人的代价，攻占了素有中央苏区“北大门”之称的广昌。占领广昌，也就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蒋介石欣喜若狂，急忙调整部署，指挥各路“围剿”大军气势汹汹地合围上来，欲全歼红军。

眼见“围剿”作战形势风云突变，陈济棠又坐不住了。综合近期多方情报，他察觉到红军有突围实施战略转移的动向。

而蒋介石又不怀好意，想借此时机逼迫红军进入粤境，这一点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来就是北重南轻。在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40多个师的重兵，步步为营向南推进，明显是要把红军压入粤境。

如今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试想如果十万红军倾巢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数十万中央军紧随红军入粤，广东数年之经营成果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想到这些，陈济棠心情不定，愈发紧张起来。

于是，他请过去的死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来粤，共商大计。

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诸将官，端坐会议桌前认真聆听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崇禧操着浓重的广西口音，慢条斯理地说：

“就目前形势而言，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匪’采取了碉堡政策，使‘共匪’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取得了显著效果。

如果‘共匪’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匪’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

从地形判断，‘共匪’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

根据当地防军汇报，近日在韩坊、古陂等地，每隔十日左右，常发现有‘共匪’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东张西望，用望远镜进行地形侦察，这很可能是‘共匪’准备突围的象征。

至于‘共匪’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陈济棠不无担忧地说：“健生兄分析得极是。但‘共匪’如果从粤境突围，问题就大啦，能否堵住他们尚未可知。如果堵住了，我们的实力也要耗去十之七八，蒋介石收拾我们易如反掌；如果我们不能堵住，蒋介石便会驱军掩杀过来，我们同样难免厄运。”

白崇禧胸有成竹地说：“这叫作夹缝中求生存之道。就目前的处境而言，当侧重一个‘防’字。置重兵于边界各线，广筑坚固工事，达到让‘共匪’知难而退、寻找新的突围方向的效果。最好让共产党觉察你的意图，如能彼此心照不宣而各行其是，当为上乘之策。”

陈济棠明白，白崇禧所说的“让共产党察觉你的意图”是指与共产党谈判。

此后，他果真把白崇禧的话奉若圣旨，采取了其后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

“南天王”与红军达成借道协议

1934年4月，粤军进占筠门岭后，陈济棠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

7月底，当红军突围计划开始定局时，周恩来等人即派专使秘密潜入广州，辗转和陈济棠接上了关系，向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

陈济棠正巴不得红军有此一举，便爽快答应，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

双方经过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9月，国民党北路军、东路军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逼近。

见白崇禧估算红军行动的“秋冬之间”已在眼前，陈济棠即派出一个称为“李君”的代表，秘密赴苏区面见朱德，要求举行秘密谈判。红军此时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两者一拍即合。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复信，同意谈判。

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回忆道：

1934年，大概是秋天，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此人系黄埔学生，来到我们中央苏区，要求和我们谈判。

因我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并提议由我担任我方军事全权代表。之前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首先申述民族主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信中说：

“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华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9月中旬，周恩来委派颇有谈判经验的何长工、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从寻乌、平远两县交界处进入陈济棠的独立第一师第二旅防地。

何长工回忆道：

1934年九十月间，忽接周恩来同志的通知，要我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于是我迎着朝霞，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

抵目的地后，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

朱德同志已给陈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

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

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可联络密语等项事宜。

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于是，我们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当何长工、潘汉年赶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时，天色已晚，前来迎接的是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严应鱼。

严应鱼同何长工一见面，就颇为感慨地说：

“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与红军谈判事关重大，陈济棠极为小心，严应鱼也不敢大意，派其心腹旅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洽，并派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负责警卫保护。沿途每遇岗哨盘问，严直就高喊：

“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的防区用粤军护照。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正式文本，而是由双方代表将协议各自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之后，何长工、潘汉年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异常高兴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