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双胞胎姐妹一个远嫁中国，一个留在日本，5年后生活天差地别

我叫美咲和妹妹美月同一天出生，长得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二十五岁那年，我随丈夫远嫁上海，美月留在东京，我们以为距离只是地图上的几厘米，谁知五年后，命运把我们撕成两张截然不同的纸。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的咖啡馆打工，丈夫小李是店里的常客，他递给我一杯冰美式，笑得像刚拆开的礼物：“你笑起来像富士山顶的雪。”我被这句话烫了一下，雪会融的，可我还是点头了。

三个月后我们领证，婚礼在浦东一家小教堂，宾客不到二十人，美月穿着淡粉和服站在我身边，眼眶发红：“姐姐，你真的要走吗？”我抱住她，闻到她发间熟悉的樱花味，心里却像被谁攥紧了行李箱的拉杆，咔哒一声，再也回不去。

美月选择留下，是因为她爱上了大学时的学长健太，健太在东京一家老牌出版社做编辑，收入稳定，母亲早逝，父亲希望他早日成家，订婚那天，美月发来照片：她穿着白色婚纱，健太牵着她的手，背景是皇居的护城河。

我回她一个大大的笑脸，心里却泛起酸涩，我们从小约好要一起在涩谷开一家杂货店，卖北海道牛奶糖和冲绳海盐汽水，如今却天各一方。

第一年我像掉进搅拌机，上海话像机关枪，地铁安检要脱鞋，菜市场大妈用秤砣敲我手背：“小姑娘，讲价要狠！”小李下班回家，衬衫被汗黏在背上，仍旧蹲在厨房给我做红烧肉。

夜里我哭湿枕头，梦里全是美月小时候替我挡老师责骂的背影，美月则发来语音，背景是东京的蝉鸣：“姐姐，我升职了，月薪三十万日元，健太说要带我去箱根泡温泉。”我听着，心像被温泉水烫了一下，原来平行线真的不会相交。

第二年我怀孕了，孕检那天，小李骑着共享单车载我，穿过外滩的霓虹，风里混着黄浦江的腥味和烤鱿鱼的香，医生指着B超说：“是个男孩，心跳很强。”我突然就不怕了。

美月发来消息：“健太父亲病重，婚礼推迟，存款见底。”我攥着手机指尖发凉，她曾说健太的父亲像《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彻，温柔又固执，如今却躺在ICU，呼吸机嘶嘶作响。

第三年儿子小宝会叫“妈妈”了，普通话带着上海腔的糯，我辞职开了一家日式喫茶店，店名“双月”，门口种了两株樱花树。

疫情来袭，上海封城，小李在社区当志愿者，穿着蓝色防护服，半夜回来给我削苹果，美月则在东京做远程办公，健太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负资产的房子，美月语音里带着鼻音：“姐姐，我每天对着电脑，感觉灵魂被吸干了。”我隔着屏幕抱她，却只抱到冰冷的空气。

第四年小宝上幼儿园，我学会了用微信红包给员工发工资，学会了在抖音直播卖抹茶蛋糕，店里来了位日本客人，点了一杯富士山刨冰，哭着说想家，我递给他纸巾，突然明白：漂泊的人，最怕被同胞看见眼泪，美月发来离婚协议扫描件，健太出轨了，对象是出版社新来的实习生，美月说：“我像被按了暂停键，五年什么都没变，除了眼角的皱纹。”

第五年樱花季，我带着小宝回东京，成田机场出口，美月穿着我五年前送她的风衣，头发剪短了，眼神却亮得像小时候，我们拥抱，闻到彼此身上不同的味道，我的是黄浦江的潮湿，她的仍是护城河的青苔，晚饭在浅草一家天妇罗店，我讲小宝在幼儿园用筷子夹毛豆，美月讲她新入职的广告公司，月薪五十万日元，同事请她去六本木喝酒。

她突然问：“姐姐，你后悔吗？”我摇头，望向窗外川流不息的行人：“后悔的是没早点告诉自己，幸福不是坐标，而是此刻心跳的频率。”

回上海的飞机上，小宝睡在我腿上，嘴角沾着章鱼小丸子的酱汁，我翻开手机相册，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美月五年前在羽田机场的合影，背景是粉色樱花，一张是今年在“双月”门口，小宝骑在小李脖子上，美月举着相机笑得见牙不见眼，照片里的我们，隔着五年光阴，却终于在各自的轨迹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太阳。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在上海从日语老师变成店老板，从寄居蟹变成掌舵人，美月在东京从准新娘变成独立女性，从温室花朵变成旷野玫瑰，我们不再是镜子里的倒影，而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在不同的土壤，却在风中互相听见对方的沙沙声，生活天差地别，又何尝不是天差地别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