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关税政策辩护，两度上调败诉损失预估至 3 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11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出了一则火药味十足的警告：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取消他的关税政策，美国将承担超过3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天文数字来震慑舆论——就在前一天，他刚提出“败诉将导致2万亿美元损失”。短短24小时内，关税政策的“代价”凭空暴涨1万亿美元，这种戏剧性的加码让人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经济预测，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施压？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法律危机。11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就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全球征收普遍关税的合法性展开辩论。从《华尔街日报》到CNN的报道均显示，大法官们——包括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对行政权力的扩张普遍表现出质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直接将关税称为“税”，追问其是否触犯国会对征税权的专属控制；大法官巴雷特紧盯法律文本，要求政府说明“监管进口”如何推导出加征关税的权力；戈萨奇则从三权分立角度质疑总统是否僭越了国会职权。这场庭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远超原定时间，而辩论的焦点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总统能否以“国家安全”为名，行“全面增税”之实？

这场官司的起源，其实埋藏在美国中小企业的账本里。2025年4月，一家教育玩具公司Learning Resources因关税导致进口成本激增、利润空间被挤压，率先起诉政府。随后，纽约烈酒进口商V.O.S. Selections也加入诉讼阵营。8月29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明确判决，指出总统无权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这种覆盖几乎所有商品的长期关税。案件迅速升级为“宪法级争议”，联邦政府不得不请求最高法院直接介入。9月9日，最高法院决定合并审理两起诉讼，一场关于总统权力边界的博弈就此拉开序幕。

特朗普的紧急喊话，暴露了关税政策的多重角色。表面上，他宣称关税是“财政聚宝盆”——据《财富》杂志估算，关税年收入可达3000亿至4000亿美元，未来十年累计可能达3.3万亿美元。这笔钱被特朗普承诺用于“向大多数美国民众发放2000美元分红”并偿还国债。但吊诡的是，美国政府代表在最高法院曾明确否认关税旨在创收，坚称其是“贸易策略工具”。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是低调表态，称“分红”计划需国会批准，且可能以减税形式实现。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揭示了关税在特朗普手中的双重属性：既是笼络民心的“糖果”，也是胁迫他国的“大棒”。

那么，3万亿美元的“损失”从何而来？答案藏在特朗普的“空头支票”里。根据美国海关数据，今年2月至9月，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实际收入约890亿美元；即便算上前三季度全部关税，财政部公布的总额也仅1950亿美元。与特朗普宣称的“3万亿”相比，实际收入不足零头。原来，特朗普的逻辑是将关税视为谈判筹码——通过对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施压，迫使对方承诺对美投资。一旦关税政策被推翻，这些“敲诈”来的投资协议可能作废，所谓的“损失”实则是未能兑现的预期利益。这种算法无异于将虚拟筹码计入真实盈亏，暴露了关税政策的虚假繁荣本质。

特朗普的焦虑，折射出关税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困局。11月初的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以超预期优势获胜，出口民调显示选民对经济现状强烈不满。《卫报》调查发现，从染发剂到婴儿奶粉，普通家庭正为关税付出实打实的代价——标普全球分析指出，约三分之二的关税成本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美国银行分析师更直言，“消费者承担了50%至70%的关税成本”。而Axios网站10月底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加征关税损害经济。当民意与司法形成合围，特朗普只能通过夸大数字来制造恐慌，试图用“经济灾难”的叙事绑架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将重新定义美国总统的贸易权力边界。法律界普遍预测三种可能：一是大幅限缩总统权力，要求其回到国会寻求授权；二是技术性折中，承认有限紧急权力但否定普遍关税；三是极小概率维持政府立场。无论结果如何，此案已成为三权分立的一次关键校准。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政府出庭的诉讼总长绍尔与代表企业的前代理诉讼总长卡特亚尔，两位“最高法院顶级辩手”的交锋，本质上是两种宪法理解的对抗——是允许总统以“紧急状态”无限扩张权力，还是坚守国会作为征税权的唯一来源？

特朗普的“紧箍咒”与其说是法律论证，不如说是政治赌注。他试图用3万亿美元的数字恐吓大法官，却暴露了关税政策的两难：若最高法院放行，消费者与企业将继续承受成本压力，民意反弹可能加剧；若判决否决，特朗普不仅失去经济政策基石，更将暴露其外交谈判的“筹码”实为泡沫。这场官司早已超越法律范畴，成为美国政治经济路线的十字路口。而特朗普的慌乱喊话，恰恰证明了一点：当权力依赖的杠杆悬于司法一纸判决时，所谓的“强势政策”早已露出了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