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卢长明,今年42岁了,出生在陕南农村。我们卢家有今天,全靠我坐过牢的小叔。
我爹那一辈,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户”——人口大户。我爸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五,上头有一个伯伯,下头有两个叔叔,中间还夹着五个姑姑。那个年代,家家孩子都多,但像我们家这样济济一堂的,也不多见。
在我这些叔伯姑姑里,小叔卢有福是个顶特别的存在。他在姊妹里排行老八,是兄妹里最机灵、脑子最活泛的一个,可也是唯一一个吃过“牢饭”的。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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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家里孩子多,张嘴要吃饭的嘴也多。爷爷奶奶挣的工分,分到的粮食,根本填不饱这么多肚子。我小叔那时候半大不小,饿得眼睛发绿,就开始琢磨歪……不,是正路子。他先是跟着大孩子跑去附近的煤矿,捡人家不要的煤核、碎煤块,然后背到几十里外的城里,挨家挨户问,用煤换点红薯、玉米面,或者人家吃剩的干粮。这一来二去,他不仅混了个肚儿圆,还发现了城里人的“秘密”。
他发现,城里人买东西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票——粮票、油票、布票……五花八门。有些人家票多,用不完,想换点紧俏东西;有些人家缺票,有钱也买不着。小叔那颗灵光的脑袋立刻转开了。他开始在城乡之间倒腾,用乡下收来的鸡蛋、山货,甚至帮人干点零活,去换城里人手里富余的票证,然后再把这些票证倒腾给需要的人,从中赚点微薄的差价,或者换些粮食带回家。
这事儿风险大,当时叫“投机倒把”,是严厉打击的“资本主义尾巴”。但小叔胆大心细,加上嘴皮子利索,人又实在,居然慢慢做成了“气候”。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开始有意识地囤积一些紧俏票证,低买高卖。那些年,他在城乡之间穿梭,风里来雨里去,确实挣下了一些钱。
1981年,是我们老卢家扬眉吐气的一年。小叔拿出他攒下的“巨款”,加上家里的一点积蓄,毅然推倒了家里已经摇摇欲坠的几间土坯房,请来工匠,热火朝天地盖起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整整十间青砖大瓦房,窗明几净,在当时我们村,那是独一份!爷爷奶奶住正房,我爹、六叔、大伯,还有小叔自己,每家都分到了两间宽敞明亮的屋子。我爹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两间像样的瓦房,才顺利娶到了我娘,不然,谁家姑娘愿意嫁过来挤那破土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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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也不知道是村里谁眼红我们家盖了新房,一封举报信直接捅到了上面。没多久,戴着红袖章的人就上门了,说我小叔“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直接把人抓走了。后来判决下来,整整五年!家里那些还没来得及捂热乎的钱财,全被作为“非法所得”收缴了。幸好那房子,上头考虑到我们一大家子老小确实没地方住,在缴纳了一笔不小的罚款后,总算给留下了。
小叔这一进去,家里的天仿佛又塌了半边。原本因为盖房而对小叔和颜悦色的叔伯们,态度一下子全变了。六叔和大伯没少在背后埋怨,说小叔“不走正道”,“丢了老卢家八辈子的人”,“让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
只有我爹,沉默半晌,说了一句:“有福干那个,说到底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让咱这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他挣的钱,他自己吃了独食吗?咱们谁没沾光?现在出事了,埋怨顶个屁用!”
时间一晃到了1987年六月,是小叔刑满释放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家里气氛就有点怪。我爹挨个去问六叔和大伯:“明天,一起去接有福回来?”
六叔把头扭到一边:“不去!丢不起那人!”
大伯咳嗽一声:“老五啊,我……我明天地里活儿忙,走不开。”
我爹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了村。
傍晚时分,爹回来了。后座上坐着一个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低着头,身子瘦得像根麻杆,那是我小叔。五年的牢狱生活,把他身上那股子机灵劲儿磨掉了一大半,只剩下一种小心翼翼的沉默。
爹把小叔拉进我们家,对我娘说:“孩他娘,炒几个菜,鸡蛋多放几个。” 然后又去把六叔和大伯硬是叫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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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顿饭,吃得别提多压抑了。我娘炒的鸡蛋很香,可桌上没人说话。六叔和大伯黑着脸,只顾埋头扒饭,偶尔抬眼瞟一下小叔,眼神复杂。小叔更是头都快埋进碗里了。
终于,我爹打破了沉默,给小叔夹了一筷子菜:“有福,出来了就好,以后……好好过日子。”
六叔把筷子往桌上一撂,声音有点冲:“过日子?说得轻巧!背着个劳改犯的名声,在村里怎么抬头?咱们卢家的脸都丢尽了!”
小叔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没吭声。
我爹的脸色也沉了下来:“老六!你少说两句!有福为啥进去的,你心里没数吗?当初住新房子的时候,你怎么不嫌丢人?”
“那能一样吗!” 大伯也加入了战团,“咱爹妈一辈子老实本分,到老了还得因为他被人指指点点!临终都咽不下气!”
“够了!” 我爹猛地一拍桌子,碗筷都跳了一下,“事情已经这样了,埋怨有用吗?他是咱兄弟!亲兄弟!”
那晚,兄弟几个不欢而散。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小叔背着一个包袱,正要悄悄开门出去。我爹追出来,拉着他的胳膊:“有福,你别听他们瞎咧咧!就在家待着,有哥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小叔回过头,眼圈是红的,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五哥,你的心意我懂。可……可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我出去闯闯。”
我爹看着他倔强的眼神,知道留不住了。他转身回屋,摸索了半天,把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积蓄全都塞进了小叔手里:“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小叔捏着那卷带着体温的毛票,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爹的手,转身消失在了晨雾里。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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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小叔,是1999年的夏天。村口开来了一辆当时很少见的桑塔纳小轿车,车里下来的,正是我小叔!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边跟着一位穿着时髦、气质很好的漂亮女人——我后来的小婶子,手里还牵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我的堂弟。
小叔回来了,衣锦还乡。
那天,小叔在我家坐了很久,说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他刚出去时,人生地不熟,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从小工干起。因为他脑子活,又肯吃苦,还会看图纸,慢慢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当了小工头,帮着管理工地。后来,他胆子大,开始从老板手里分包一些小工程,自己拉起队伍干。他讲信用,工程质量好,慢慢就在建筑行当里立住了脚,后来干脆成立了自己的小建筑公司。
小叔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家人。他知道我高考落榜在家闲着,直接找到我爹娘,说:“五哥,嫂子,让长明去复读!学费、生活费我出!我再托人给他请个好老师辅导!” 要不是小叔鼎力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复读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的机会。
不单单是我们家,对当年给他甩脸色的六叔和大伯家,小叔也丝毫没有记恨。大伯家的堂哥不是读书的料,小叔就把他带在身边,从基层做起,现在已经是公司里的项目经理了。小叔家的堂弟想做生意,小叔考察后觉得可行,直接出钱给他开了店。还有那些姑姑家的表哥表弟,谁家有个难处求到他,他只要能帮,从未拒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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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老卢家在村里,甚至乡里,都算是混得顶好的人家了。兄弟们和睦,小辈们有出息。我爹常常看着儿孙满堂、和乐融融的景象,感慨地对我们说:“孩子们,咱们老卢家有今天的光景,得多亏了你小叔啊!当年他栽了跟头,家里人都嫌弃他,只有你爹我念着他的好。这人哪,不能只看人一时落魄,得讲良心,记恩情。你小叔,是咱家的福星,更是咱家的恩人!”
现在小叔年纪也大了,公司交给了堂弟打理。我们这些晚辈,不管工作多忙,每年都会约好时间,一起回老家看看小叔,陪他喝喝茶,聊聊天,回忆回忆过去的苦日子,也珍惜着眼前这来之不易的甜。那段曲折的往事,如今都化作了醇厚的亲情,滋养着我们整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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