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有多“惦记”我国新疆？时隔近两个世纪仍“念念不忘”

一八七五年，戈壁滩上，一支队伍正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挪动。

队伍里最扎眼的东西，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这玩意儿跟着大军一起吃沙子，一起颠簸，像是行军路上一个不祥的、却又无比坚定的预兆。

带队的老头，是陕甘总督左宗棠。

他已经六十多了，走这趟路，就是把命揣在兜里，棺材抬在眼前，去办一件事：收回新疆。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新疆完了。

一个叫阿古柏的家伙，从中亚那边溜达过来，趁着大清国内乱成一锅粥，三下五除二就在天山南北拉起了一杆大旗，建了个国。

可左宗棠要对付的，远不止这个阿古柏。

他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躲在几万里外，已经快喘不上气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这个帝国做的一个大梦，像个幽灵，飘到了中国的西域。

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平叛，这是两个都在走下坡路的老帝国，在亚洲心脏地带的一次国运对赌。

在世界的另一头，伊斯坦布尔的皇宫里，苏丹的日子很不好过。

想当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欧洲的国王们听到他的名字都得抖三抖。

现在呢？

俄国人像头饿熊，从北边一口一口地撕咬他的土地；西边的欧洲列强，一边客气地叫他“西亚病夫”，一边盘算着怎么分他的家产。

巴尔干半岛天天闹独立，高加索地区战火不断，苏丹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闻到的全是绝望的味道。

就在这种时候，有人给他开了一剂猛药，叫“泛突厥主义”。

这套想法，最早还不是土耳其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是沙俄境内一些有文化的鞑靼人，为了抱团取暖，对抗俄国人压迫，才想出来的。

他们的意思是，所有说突厥话的民族，都该联合起来，当成一家人。

可这套嗑传到伊斯坦布尔，味道就全变了。

快要完蛋的奥斯曼贵族们，把它从一个受害者的互助纲领，硬生生改成了一个帝国的扩张计划。

那些理论家在地图上给苏丹画了一个巨大的饼：从欧洲的亚得里亚海，一直画到中国的长城边上，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所有“突厥兄弟”，都应该统一成一个“大突厥帝国”。

而他，奥斯曼的苏丹，作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理所当然是这个新帝国的皇帝。

这套说辞，对一个现实中处处挨打的帝国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它就像精神鸦片，能让人暂时忘记身上的疼，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血缘故事上。

奥斯曼的上层就这么信了，把这套外来的理论当成了救命稻草，开始拼命往东边看，想给这个梦幻帝国找个落脚点。

他们很快就盯上了新疆。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个叫阿古柏的中亚军官，正带着他的兵在新疆南部的沙漠里打天下。

他原本是浩罕汗国的一个小角色，但眼光毒辣，手段也狠。

他看准了清朝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根本管不到这么远的地方，就带着一支部队冲了进来。

新疆当时乱得很，各地势力互相打，阿古柏利用这个机会，连蒙带骗，连打带吓，几年功夫就控制了南疆，后来又拿下了北疆，建立了一个叫“哲德沙尔”的政权，自封为王。

阿古柏心里清楚，他这个位子坐不稳。

北边的沙俄一直盯着他，把他当成可以随时吞掉的肥肉。

东边的大清虽然暂时没动静，但谁知道哪天缓过劲来，肯定要找他算账。

他就是个外来户，当地人也不是真心服他。

他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认证，给自己的草台班子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他把目光，越过帕米尔高原，投向了那个遥远的、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

一八七三年，阿古柏的使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伊斯坦布尔，见到了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

使者献上新疆的地图，递上阿古柏的降表，说我们愿意做您最忠实的仆人，成为帝国最东边的一个省。

这消息对奥斯曼宫廷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正愁“大突厥帝国”只是个空想，现在居然真有个东方的“突厥兄弟”主动上门认祖归宗，这不就是梦想照进现实吗？

苏丹当场龙颜大悦，立刻册封阿古柏为“埃米尔”，也就是总督。

光给名分还不够，苏丹送上了一份厚礼：两千支当时最先进的斯奈德步枪，一批克虏伯火炮和堆积如山的弹药。

更关键的是，他还派了一个由两百名奥斯曼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去帮阿古柏训练一支全新的军队。

苏丹甚至特许阿古柏使用奥斯曼帝国的星月国旗，还要求他在自己造的钱币上，必须刻上苏丹的名字。

一夜之间，阿古柏的叛军，就从一群土匪变成了打着苏丹旗号、用着土耳其先进武器、由土耳其军官指挥的“正规军”。

新疆这片中国的土地，就这么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图上，被改名为“东突厥斯坦”，成了奥斯曼帝国向东扩张的桥头堡。

阿古柏用土地的主权，换来了暂时的权力和虚假的荣耀，把他自己和整个新疆，都死死地绑在了奥斯曼这艘正在下沉的破船上。

就在阿古柏在喀什的宫殿里，享受着奥斯曼军官们对他的敬礼时，他做梦也想不到，在北京城的紫禁城里，一场决定新疆命运的争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朝堂上，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说国家的钱就那么多，西边那片沙漠戈壁，丢了就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的威胁是从海上来的洋人，咱们得把钱都花在买军舰、建海军上。

但左宗棠这个湖南老头子，站出来坚决反对。

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话说得极重：“新疆要是丢了，蒙古就跟着不稳，蒙古一不稳，京城就得天天提心吊胆。

这等于是我们自己拆掉家门口的篱笆，蠢到家了！”

这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最后是慈禧太后拍了板。

她支持了左宗棠。

于是，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的军务。

左宗棠知道自己年纪大了，这一去几万里，路上艰难险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出发前，他让人打造了一口棺材，命令部下抬着，跟在大军后面。

他用这个行动告诉所有人，也告诉自己：这次西征，不收复新疆，就死在那儿，用这口棺材把自己埋了！

左宗棠的西征，简直是近代军事后勤史上的一个奇迹。

他不像别人那样急着打仗，而是先在甘肃、宁夏这些地方，让军队停下来，开荒种地，自己解决粮食问题。

他在兰州办了个机器局，自己造枪造炮。

钱不够，他就厚着脸皮跟洋人的汇丰银行借钱。

他用的策略叫“缓进急战”，就是慢慢地往前拱，像推土机一样，每占一个地方，就把它建成稳固的后方基地，等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再发动雷霆一击。

一八七六年，两年多的准备之后，左宗棠的湘军终于出关了。

这支军队，就像一把在磨刀石上蹭了很久的刀，一出鞘就寒光四射。

在刘锦棠这些悍将的带领下，清军的攻势摧枯拉朽。

阿古柏那些拿着土耳其洋枪、由奥斯曼军官训练的部队，在这些跟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的百战老兵面前，根本不够看。

清军先取北疆，再战南疆，势如破竹。

阿古柏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政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

一八七七年，阿古柏在南疆的库尔勒，走投无路，暴毙而亡，有人说他是中风，也有人说他是服毒自尽。

他到死可能都没搞明白，一个被全世界都看作是日薄西山的大清，怎么就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随着他的死，奥斯曼苏丹那个横跨亚洲的“大突厥”帝国梦，也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样，彻底碎了。

左宗棠的棺材，最终没用上。

他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后来又通过外交手段要回了伊犁。

那个源自帝国衰落期焦虑的“泛突厥”幽灵，虽然被左宗棠狠狠地砍了一刀，却并没有彻底消失。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它时不时还会冒出来，成为某些人手里的政治工具。

但时代变了，玩法也变了。

当满载货物的火车代替了沙漠里的骆驼队，当古老的丝绸之路变成了钢铁的“一带一路”，经济和发展的逻辑，远比那些陈旧的帝国梦来得实在。

去年，土耳其外长访问了新疆，亲眼看了乌鲁木齐和喀什。

回来后他说，不允许任何人在土耳其搞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

这话的分量很重。

这意味着，那个飘荡了一百多年的帝国幽灵，正在被现实的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求慢慢吹散。

左宗棠抬着西征的那口棺材，最终埋葬的，不只是阿古柏一个人。

参考资料：

潘志平. (2004). 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 芮玛丽 (Mary C. Wright). (2006).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茅海建. (2005).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L. I. Duman, "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s of Shensi and Kans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of Yettishar under Yaqub Beg 1862–1877," in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and Recent Times. (Moscow,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