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罢工”：全球“生育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 社会科学报

避孕措施普及、育儿压力增加、青年文化与人际关系的转变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全球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这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近日,美国科学记者琳妮·皮普斯（Lynne Peeples）在《科学美国人》发文《全球生育率下降对未来意味着什么》（What Falling Global Birth Rates Really Mean for the Future）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原文 ：《全球生育率下降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编译 |钟丽丽

图片 |网络

生育率下降幅度超预期

1970年，每位墨西哥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约2个，到2023年，这一数字仅为1.6个。墨西哥并非个例，在过去50年里，全球人口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如今，全球平均总生育率（通常指女性在生育年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已降至2.2。在大约一半的国家中，这一数字已低于2.1，而2.1通常被视为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阈值。

这些数字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产生显著影响。例如，相较于1.9的生育率，1.7的生育率可能使人口在几代人之内减少一半。韩国的情况更为极端，其生育率从1970年的4.5下降到2024年的0.75，人口在2020年达到约5200万的峰值，如今这一数字正以预期会加快的速度继续下降。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计，到2050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将面临类似境况。“生育率的下降幅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得多，”经济学家赫苏斯·费尔南德斯-维拉韦德（Jesús Fernández Villaverde）说，“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人们可能从未想到过的国家。”虽然联合国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预测比IHME的预测更为温和，但人口学家普遍预计，全球人口数量将在未来30至60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减少。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自14世纪黑死病以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

不确定的是，全球性生育率下降将带来多大问题，以及各国应该如何应对。在围绕人口稳定增长前景建立的经济体中，人们担心的是未来创新能力与生产力会下滑，以及劳动年龄公民过少，无法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研究人员警告，这会产生连锁反应，IHME的健康指标研究员奥斯汀·舒马赫表示，各国现在必须着手解决人口下降带来的问题。

导致下降的多重因素

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涵盖了从扩大避孕措施的可及性和普及教育，到人际关系和育儿观念的转变等方面。关于哪些因素最为重要以及它们在不同地区有何差异，目前仍存在争议。

必须看到，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些因素反映了积极的社会变化。在美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意外怀孕和青少年生育的情况减少了。家庭暴力的长期下降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2018年，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社会学家詹妮弗·巴伯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处于暴力关系中的女性生育率约为非暴力关系中女性的两倍。

在全球范围内，避孕措施的可及性有助于将性行为与生育行为分离开来。在伊朗，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计划生育运动导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生育率下降：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生育率从近7降至不足2。该国在2006年左右改变了政策方向，如今转向推行提高生育率的政策。

富裕国家的年轻人也在减少恋爱关系和性行为。伦敦国王学院的社会学家爱丽丝·埃文斯认为，网络娱乐正在取代现实世界的互动，侵蚀人们的社交自信。随着全球女性逐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她们的选择权也越来越大。女性想要独立，许多男性则期待家里有一个“贴身佣人”。这种脱节推动了诸如韩国的“四不”女权运动（许多年轻女性拒绝约会、结婚、性行为和生育）以及美国女性中的“戒断男色”（boysober）运动。

许多年轻人也在努力深造以获得那些可能在早期会压力较大和稳定性较差的工作。 因此，即使是情侣也可能因为推迟生育造成大龄后难以怀孕。那些有孩子的人则面临着让孩子为大学和职业竞争做好准备的压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多普克表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进行育儿工作了，只是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更少的孩子身上。”

此外，不断上升的养育成本也给育龄女性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联合国对14个国家超过14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39%的人认为经济限制是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城市中，房价上涨最快的地区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多普克表示，超低生育率往往出现在这些压力交织的地方。韩国的住房价格昂贵，育儿文化浓厚，工作文化鼓励长时间工作，因此生育率极低。

其他因素可能还包括精子数量下降，这可能与环境毒素有关。许多未来的父母也越来越担心政治和环境不稳定，正如联合国调查所强调的那样。目前还不清楚哪个因素中在个别国家最重要，但最终，低生育率“反映了破碎的制度和机构阻止人们拥有他们本想要的更多孩子，”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说，“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人口下降的影响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各不相同。中等收入国家受到的冲击可能更严重，生育率下降会加剧其向富裕国家移民的倾向。城乡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年轻人不断离开小城镇，诸如学校、超市和医院等基础设施不断减少，这又促使更多人离开，留下来的往往都是老年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老龄化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核心问题。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国家，65岁或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在未来25年内将近翻一番，从17%增加到31%。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对物质和财政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供给仍然滞后。

对于大多数希望打破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国家来说，目前已有相应的应对手段，其中包括财政激励措施。但数据表明，婴儿津贴对生育率的影响较为有限。2004年，澳大利亚推出了3000美元的奖励政策，随后又提高到5000美元。尽管该政策在短期内使生育率增加了7%，但尚不清楚家庭总体上是否生育了更多的孩子，还是只是更早地生育了孩子。而且科学家警告称，此类激励措施可能会破坏性别平等和生育权利保护，因为它们优先考虑人口增长而非个人选择。

研究人员认为，更有效的措施应包括慷慨的育儿假及儿童保育和住房补贴。北欧国家率先进行了此类投资，包括为父亲提供育儿假。尽管下降趋势仍在持续，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欧洲其他地区要慢。此外，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比如更重视育儿工作。那些父亲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国家，其生育率往往更高。研究发现，父亲参与度越高，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及做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重视育儿工作也可能会增加养育孩子的经济和人力成本。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短期内没有任何政策能够恢复生育率，但还有一些策略是值得尝试的。例如，加强护理人员队伍建设，既能鼓励人们组建家庭，又能填补老年照护方面的缺口。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紧张的国家养老金和保障计划，比如提高美国的社会保障税上限。一些国家正在提高退休年龄，这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根据41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数据，2022年70岁老人的认知能力与2000年53岁的人大致相同。那些继续工作或照顾孙辈的老年人，其健康状况会有所改善，孤独感也会减轻。

移民是另一个关键手段，它能够使富裕国家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与贫穷国家的高生育率问题相匹配。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凯伦·古佐说，移民能增加税收收入和促进创新。韩国和日本已经放宽了移民政策，并填补了部分劳动力缺口。不过，移民问题在政治上仍是一个敏感话题。在那些开放边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人们往往会将人口减少带来的挑战归咎于移民，而实际上人才流失更有可能损害经济。

也有研究者敦促政策制定者考虑另外一些方面，如吉特尔-巴斯滕认为消除儿童贫困要比提高生育率容易得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状况》高级编辑泽赞诺表示，即便某些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并不能神奇地让每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但“人们会更快乐、更健康，并且能够在工作之余继续接受教育，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有希望的世界。而如果他们抱有更多希望，那么他们或许就能更乐观地生育出自己想要的孩子”。因此，帮助人们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很可能与为人们生育更多孩子创造条件的路径事实上是相通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5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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