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匪首派人到新四军送信：我是王鼎山，希望支援40万发子弹

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赣铁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着，日军分成两路，一路从杭州向西进攻，一路从南昌向东逼近，打算把这条重要交通线完全切断。由于盟军飞机使用了浙江的机场轰炸日本本土，日军急着要毁掉这些机场。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了二十八个师防守，其中不少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就在正规军和日军激烈交火的时候，四明山一带的民间武装也在悄悄行动。

在嵊县西边的山路上，陈力平在给土匪哨兵发香烟。他表面上是生意人，其实是中共嵞新奉县委派来的特派员。他花了半个月时间，把土匪头子王山虎一伙的行动规律全摸清了。

陈力平看到土匪向来往商贩收取保护费，心里便盘算了一个计划。他主动接近土匪头子王山虎，借口说可以帮他们整编队伍，建立规矩，这样能收上来更多的钱。

他随后利用生意人的身份，帮着算账、出主意，逐渐拉近了和王山虎的关系。不到三个月，陈力平就从外人混成了出谋划策的“师爷”。也让他可以接触到这窝土匪的机密，在一次处理信件时，他发现王山虎正用一张第三战区布防图，向日军特务中岛寿一换取五箱步枪。

就在王山虎这股土匪和日本人秘密来往时，四明山里还有另一支地方武装。领头的叫王鼎山，他原来是佃农，民国二十七年因为抗捐被逼上山。他的队伍有“三不抢”的规矩：不抢教书先生，不抢郎中大夫，不抢穷苦力夫。

宁波在一九四一年被日军占领后，王鼎山他们袭击过日军的运输队，缴来的枪成了他们的宝贝。老百姓私下叫他们“四明山义军”，这个称呼后来真被传开了。

就在王山虎和日军勾结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陈力平开始寻找真正能联合的抗日力量。随后陈力平看准清明赶集的日子，约王鼎山在集市茶棚见面。

两人捧着粗瓷大碗喝茶，互相把知道的情况一说。陈力平凭借记忆画出第三战区布防图上的标记，王鼎山则把王山虎近期活动的地方列出来。一比对后他们发现，王山虎的人马每次出现的地点，都精准对应着布防图上国民党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他在替鬼子摸清我们的软肋。”王鼎山小声说道。陈力平点头：“必须尽快打瞎日军这只眼睛。”

随后两人迅速定下一个计划，陈力平知道王山虎嗜财如命，从不放过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他在返回土匪窝后，向王山虎进言，称有一桩护送鸦片的大生意，当王山虎他们进入竹林后，王鼎山的伏兵杀出，不到二十分钟，这个日军眼线就被彻底铲除。

第二年元宵节晚上，陈力平在王鼎山的营地点亮马灯，在摊开的地图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鼎山盯着他看了很久，终于明白这位“陈师爷”为什么总能准确判断出日军的动向。在那晚深谈之后，王鼎山虽然没答应收编的事，但同意新四军可以通过他的地盘。

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发动“节号作战”扫荡浙东。国民党挺四纵队田岫山部突然变脸，要收编所有地方武装。王鼎山的队伍被日军第六十一旅团和国民党部队两面夹击，只好退到四明山主峰。

被围四十三天后，弹药快用完了，王鼎山的队伍只能靠野果子填肚子。哨兵发现山下设有日军的“自新登记处”，王鼎山知道，必须做出决定了。他找来两个常下山的弟兄，把求救信藏在掏空的茶筒夹层里。信上用毛笔写着要紧事：“需子弹四十万发，愿意带弟兄们投奔”。

十一月二十八日，当信送到陈力平手上时，他正在上虞县办事处安排反扫荡的事情。他一眼认出王鼎山特有的记号，三个代表山形的三角符号。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那晚亮了一夜的灯。参谋长刘亨云拨着算盘，清点纵队的弹药。就算把各支队备用的子弹全凑上，也凑不到十万发。

司令员何克希盯着地图上王鼎山部队的位置看了半天，最后下令：让三支队支队长余龙贵带队，把所有能调的弹药带上，赶去接应。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深夜，曹娥江上飘着薄雾。王鼎山带着弟兄们摸黑向江边移动，新四军在两岸架起机枪掩护。两支队伍在章镇会合时，子弹箱里实际只有三万八千发。

在临时搭的竹棚里，双方开始谈整编的事。王鼎山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留下原来所有的弟兄；第二，要妥善安置弟兄们的家眷；第三，就是如何处理他们之前扣下的七个商贩。

前两条，新四军代表陈力平爽快地答应了。但听到第三条，陈力平脸色一沉，坚决拒绝：“参加新四军就是革命队伍，绑票勒索是土匪行为，必须立刻停止，无条件放人！”

棚外，那七个被扣的商贩正提心吊胆地等着决定。王鼎山沉默了很久，最终，他还是走出棚子挥手放人。他特意让手下把商贩的私人物品都还了回去。这个守诺的事情，让陈力平看到了他是真心想改变。

王鼎山部随后被整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独立大队”在一九四五年春天打了第一仗。王鼎山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在梁弄到百官的公路设下埋伏，成功炸毁三辆日军运输车，还在战场上救下一个曾经被他扣过的商人。

到北撤前，独立大队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成了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的重要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王鼎山部队奉命参加余姚日军的受降仪式。这位曾经的绿林好汉穿着崭新军装，亲眼看着侵略者低头认输。随后部队北撤到山东，整编成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七团。

一九四八年深秋，淮海战役打响。这时已是华野副团长的王鼎山，在追击黄百韬兵团时负了伤。卫生员从他随身带的茶筒里取药时发现，这个普通的竹筒内壁上，还留着当年那封求救信的痕迹。

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前夕。陈力平和王鼎山在长江北岸重逢。两个老战友坐在江堤上，望着对岸的敌军工事，想起在四明山的那些日子。王鼎山从怀里掏出那个茶筒，两人会心一笑。

新中国成立后，王鼎山选择转到地方工作。组织上考虑他在浙东的经历，安排他回宁波管理商贸。逢年过节，他总爱请老新四军战友来家里吃饭，茶桌上永远摆着那个已经发旧的茶筒。

一九六二年秋天，王鼎山病重住进医院。此时已在文艺战线担任领导工作的陈力平，特意从上海赶来看他。病房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友紧紧握着手。王鼎山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家人，一定要保管好那个茶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