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沦为政治博弈场：以色列学者的匿名生存与欧洲良心危机

2025年11月，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系的盖伊·D·斯蒂贝尔博士盯着电脑屏幕上欧洲考古学家协会的邮件，手指悬在键盘上空——邮件要求他必须删除个人简介中所有"以色列"字样才能参会。三小时后，他按下删除键，看着"特拉维夫大学"变成"某研究机构"，"以色列文物局顾问"简化为"独立研究员"。这个在铁器时代考古领域发表过37篇论文的学者，此刻正在经历职业生涯中最屈辱的身份剥离。

欧洲考古学家协会主席米歇尔·杜邦在内部邮件中下令的这一要求，像一颗炸弹投入地中海学术圈。斯蒂贝尔博士愤怒回应："你们洗白了自己的双手，安抚了良心，现在可以对着镜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尽管协会三天后撤回了这一"仓促且判断错误"的决定，但事件已成为欧洲学术界针对以色列学者抵制行动的缩影。

以色列八所大学抵制行动工作组负责人伊曼纽尔·纳赫雄展示的学术抵制事件月度增长曲线显示，自2024年10月加沙冲突升级后，抵制事件从每月47起飙升至11月的89起，12月达到峰值103起。截至2025年5月，欧洲已累计发生1027起学术抵制事件，较去年增长42%。这些事件包括大学间合作终止、学生交流项目取消、研究资助拒绝等多种形式。

在5月提交给以色列议会的报告中，该工作组已记录700多起案例，5个月内新增300余起。比利时根特大学被认为是抵制运动的领导者，阿姆斯特丹大学在10月15日宣布将不再与以色列学术机构建立任何新的合作关系，理由是"独立的国际机构已经确定'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本-古里安大学阿拉伯裔历史学者哈立德·阿米尔的遭遇更具讽刺性。这位研究中东基督徒历史的学者，其关于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犹太文化交流的研究项目，被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可能涉及敏感政治内容"为由拒绝出版。"他们甚至没看我的手稿，"阿米尔无奈地摊手，"只因为我的通讯地址在 Beer-Sheva。"

抵制行动已蔓延至欧盟科研资助体系。部分欧洲国家要求将以色列从"欧洲地平线"计划中移除，该计划过去十年已向以色列输送数十亿欧元科研资金。欧洲地平线计划2014-2023年向以色列提供23亿欧元科研资金。巴塞罗那大学副校长劳尔·拉莫斯解释该校抵制理由时称："以色列大学的技术将被用来杀害巴勒斯坦人民。"但以色列学术界反驳称，欧美大学同样与国防工业有合作，唯独以色列被要求遵守不同标准。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校长丹尼尔·查莫维茨教授指出："单独针对以色列，这太荒谬了。"

欧洲学术抵制立场地图：全面抵制（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部分限制（法国、瑞典）；观望（德国、奥地利、波兰）；逆势合作（捷克、匈牙利）

在欧洲抵制浪潮中，德国成为特殊存在。1959年8月12日签署的《德以科学合作协议》原始文件显示，双方承诺"通过无限制的学术交流弥补历史创伤"，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政治变动不得影响科学合作的连续性"。正是这份具有历史赎罪意义的协议，使得德国在当前抵制浪潮中逆势而行。

如今特拉维夫大学与德国的合作项目数量达47个，仅次于美国。该校副校长米莱特·沙米尔教授展示的合作地图标注着：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实验室获得额外200万欧元资助，慕尼黑工业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量子计算合作延长五年，海德堡大学新增犹太研究跨学科项目。这种特殊关系与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全面抵制形成鲜明对比。

剑桥大学物理系教授萨拉·科恩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反抵制宣言获得1200多名欧洲学者联署。"当我们开始审查同事的国籍时，我们就已经输掉了学术自由的战争，"科恩在宣言中写道，"我与希伯来大学的合作不会停止，因为好的物理学不分国界，但暴政会。"

左：1959年原始协议第3条规定"科学合作应超越政治分歧"；右：2025年新增的量子计算合作条款

美国则呈现不同态势。尽管2024年校园爆发反以色列示威，但未出现欧洲式的大学层面全面抵制。特拉维夫大学副校长沙米尔认为，特朗普政府打击校园反犹主义的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治愈效果"。作为政策后果，哈佛大学今年7月宣布与本-古里安大学建立新的留学项目，这距离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助长校园反犹主义"仅一个月。但争议依然存在，抗议者坚称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不应被等同于"反犹主义"。

本-古里安大学距离加沙边境仅25英里，在10月7日的袭击中有75名学生、教授和社区成员遇难。查莫维茨校长回忆："一开始我说我要去参加每一场葬礼，后来发现遇难人数太多了。"以色列学者指出，约19%的以色列大学生是阿拉伯人，学术抵制同样影响这一群体。

当学术自由遇上政治正确，我们该保护学者还是选择立场？在剑桥大学的一场辩论中，科恩教授的质问振聋发聩："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以色列的政策抵制以色列学者，明天是否要因为沙特的人权记录抵制沙特学者？后天是否要因为中国的新疆政策抵制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