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将是中国3倍

提起梁建章，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携程集团的创始人，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其主攻的还是人口经济学。

他曾在2012年时，联合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签署建议书，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到了2023年，又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中国不立即干预人口问题，40年后，印度人口将达到中国的三倍！

那么，梁建章何出此言？人口数字真靠干预就能实现增长吗？

中国人口

2022 年，中国总人口触及 14.1 亿的峰值后，正式进入负增长通道。2024 年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降至 14.0828 亿，连续第三年出现人口净减少。这一年，出生人口仅 954 万，死亡人口却达到 1093 万，139 万的净减少量，直观反映出人口增长动力的枯竭。

人口变动的核心指标同样不容乐观。2024 年我国出生率跌至 6.77‰，自然增长率为 - 0.99‰，这一趋势若持续蔓延，人口萎缩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多方预测显示，2025 年出生人口可能跌破 800 万，甚至有悲观推算认为将降至 700 多万。

人口总量下滑直接冲击劳动力市场。中国能成为 “世界工厂”，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是核心优势之一。如今劳动力供给减少，直接推动用工成本上升，制造业竞争力面临挑战。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从当前的 8 亿以上萎缩至 7.5 亿。

即便 “人才红利” 被寄予厚望，梁建章也提醒，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的创新活力，依然需要足够规模的年轻群体作为支撑，人口规模不足将制约创新潜力释放。

老龄化重压

劳动力减少的另一面，是深度老龄化的加速到来。2024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 21%，梁建章预测这一比例将在 2035 年突破 30%，意味着社会将全面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压力，集中在养老与医疗体系。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养老金支付、医疗资源供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梁建章推演，当前的 90 后群体，未来可能需要工作至七八十岁才能退休，否则养老金体系将难以维持收支平衡。这一设想并非夸张，邻国日本已给出现实参照。

日本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人口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如今在日本，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从事出租车驾驶、服务业等工作的场景随处可见，高龄就业成为普遍现象。其养老金体系长期承压，社会消费活力不足，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这一 “前车之鉴” 清晰展现了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低生育率根源

人口负增长的核心症结，在于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当前我国生育率长期徘徊在 1.0 的极低水平，远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标准，而这一现状的背后，是年轻人面临的多重现实压力。

经济负担是首要阻碍。高昂的房价占据了普通家庭大部分收入，子女教育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持续投入，再加上医疗费用等潜在支出，让 “养不起” 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共同顾虑。生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选择，更成为一项需要精密计算的财务决策，过高的经济成本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

时间与精力的透支同样关键。现代职场中，“996” 加班文化盛行，年轻人工作压力巨大，下班后往往身心俱疲，难以兼顾子女养育。更值得关注的是，育龄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依然存在，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让许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

观念转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育意愿。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实现与生活品质，“传宗接代” 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养儿防老” 的认知已不再主流。更多人选择将资源与精力投入自身发展，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

印度人口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人口发展轨迹。2023 年，印度人口正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联合国《2025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2025 年印度人口将达到 14.6 亿，仍保持增长态势。

尽管印度生育率已从 1960 年的近 6.0 降至 2025 年的 1.9，略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支撑其增长潜力。更关键的是，印度人口结构极具优势：0-14 岁人口占比 24%，10-24 岁人口占比 26%，68% 的人口处于 15-64 岁的工作年龄，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 7%。

这一人口结构的形成，与印度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历史上印度未实行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农村地区 “多子多福” 的传统观念仍有深厚基础。同时，印度正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年轻人口的素质提升与规模优势相结合，形成了潜在的发展动力。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将在 2064 年达到 17 亿的峰值后才逐渐稳定，这也是梁建章做出 “40 年后人口达中国 3 倍” 预测的核心依据。

人口博弈

中国与印度的人口发展路径对比，已超越单纯的内部社会议题，上升到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战略层面。印度的人口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更意味着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创新潜力，这对中国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压力。

而日本的案例则警示我们，人口政策的调整窗口期一旦关闭，将难以逆转。日本曾推出生育补贴、托育服务优化等一系列政策，但由于干预时机过晚，低生育意愿已形成社会惯性，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这一教训表明，人口问题的解决必须抓住关键时机，拖延只会让后续干预付出更高成本。

梁建章的预警，本质上是呼吁尽快为生育意愿松绑。解决人口问题，并非强制生育，而是通过政策调整，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扫清障碍。无论是减轻经济负担、优化育儿服务，还是完善女性就业保障、营造友好的生育社会氛围，核心都是让年轻人 “敢生、能生、养得起”。

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但通过及时有效的干预，完全有机会减缓萎缩速度，优化人口结构。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个政策调整都关乎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根基。若错失当前的机遇窗口，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人口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期规划与持续投入。在这场关乎未来的人口博弈中，唯有正视现实、主动作为，才能为国家发展筑牢人口根基，避免陷入不可逆的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