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看望向振熙，问她有什么困难，向：欠邻居五块钱

1950年4月13日一早，长沙城的微雨刚停，八旬高寿的向振熙坐在临街的木窗旁，正翻看几页发黄的《通鉴纪事本末》。门口突然传来亲切的湘音：“外婆，我回来了！”她抬头，只见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快步进屋——毛岸英。

接到父亲交办的贺寿任务，岸英三天前从北平登车南下。火车摇晃，他始终攥着一只小木匣，里头装着人参、鹿茸与一封合署家书。“一定得自己递到外婆手里。”这是毛泽东的叮嘱，也是儿子此行最大的底气。

屋里灯光微弱，向振熙却把外孙看得真切。她记得1931年冬夜，自己易装改扮，将三个外孙送出长沙。那时岸英不足九岁，脸上还有稚气；如今，这张略带英伦风的面孔却更似早逝的女儿杨开慧。老人眼角霎时湿了。

岸英放下木匣，递上祝寿信：“爸爸和妈妈（江青）都惦记您，祝您康健长寿。”向振熙轻抚信纸，片刻未语。随后，她拉着外孙在炭火旁落座，顺手把那盒补品推回去，说自己年纪大了，脾胃弱，北参太烈，用不上。

岸英笑着坚持：“这是父亲的一点心意，您就收着吧。”老人想了想，温和却坚定地答道：“东西我收，但若说困难，只有一件小事——前阵子买柴火，欠邻居五块钱，你替我还了可好？”简单一句，把岸英听得既心酸又钦佩。

五块钱，在当时的城市供给制度下并不算多，可它折射出岳母数十年如一日的俭朴。自1903年丈夫杨昌济赴日留学，她独自守家，家风清简。后来丈夫病逝、女儿牺牲，战火多舛，她始终靠细针密线与典籍稿费支撑门户，从不假他人之手。

1930年杨开慧被捕前夕，向振熙一点未哭，只嘱咐女儿务必挺直脊梁。临别时两人相拥，杨开慧低声说：“妈，革命要紧，您保重。”老人的回答极轻，却掷地有声：“你放心去，家有我在。”长沙话韵味绵长，后来成了牢中杨开慧最后的念想。

杨开慧牺牲后，向振熙携保姆陈玉英护送三兄弟闯出重围。途中多次遭搜查，老人将岸英抱在怀里，以一口最平常的湘潭土话应答巡警。暗夜船篙敲击湘江，孩子睡熟，她却彻夜未合眼。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摇头：“怕？事已至此，只有走。”

抗战爆发，湘城频遭轰炸，向振熙携次子杨开智辗转乡间。每天黎明挑着柴筐，黄昏归来仍能背诵《孟子》。乡民暗暗称奇。有人劝她随亲戚去重庆享清福，她却说：“乱世读书更要紧，家当卖了也不能断炊。”这种骨子里的文化自觉，后来留存在毛岸英的谈吐举止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消息传来，老人先笑后哭，终归沉默。隔月，一封加急信自北平抵长沙。毛泽东在信中坦言展妹已牺牲，同时告知：“岸英、岸青皆安好，他们想念外祖母。”八十岁的人，看完信却像年轻了十岁，随口就背起《诗经·小雅》里的“既尔之子，不遂其禄”。

也正从那年起，毛泽东将岳母列入自己固定的“生活开支表”。薪金制尚未完全推开，他仍坚持每月拨出部分党费，托组织寄往长沙。中南局干部开会时曾议论：中央主席对岳母如此周全，可见其重情重义。

回到1950年的寿宴。岸英掏出五元现钞交到邻居手中，又拿出一个厚实的黄布包——那是几张新印的工农券，准备补贴外婆的日常。向振熙轻轻摆手：“钱多了易坏事，够吃够穿就行。”随后，她把半包自制香芋干塞进外孙怀里，“路远车上冷，带点吃的。”

当晚灯灭，祖孙俩促膝而谈到三更。岸英问她最牵挂什么。老人说：“天下太平。”再无旁的。短短四字，却抵得上浩繁史书。

次年春，岸青奉父命回湘探望。老人依旧衣着素净，书桌上多了中央文件剪报。她指着上面红底黑字：“得好生干，莫负名声。”岸青答得爽快：“一定。”

1962年11月，向振熙病逝，终年九十二岁。噩耗传京，毛泽东停下手中批件，沉默良久，电唁长沙：“开智、岸英、岸青诸亲属节哀，母亲一生俭德，吾辈当铭记。”随后，他令秘书将岳母遗像置于卧室书柜，直至1966年初搬离中南海西花厅才由工作人员妥善收藏。

若论功绩，向振熙从未走上政治舞台；可论影响，她对一家三代的品格塑造却深远有力。有人感慨：湘潭书香里走出的这位旧式淑女，既持家，又护国。贫困时不伸手，富贵后不张扬。八十寿辰只求还欠款五元，这份清简，当得起后人的敬重与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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