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我军副司令被杀，凶手官职太高没人敢动，毛主席：抓起来枪毙

1949年1月的一天夜里，天津临时军管会的审讯室灯光通明。一个自称“罗镇”的中年男子被押进房间，他的军帽歪斜、一身国民党军装已被尘土浸透。审讯员只是递上一张旧照片——照片中央的副司令黄骅身穿粗布军装，面带微笑。男子的手抖了一下，终究没能隐藏身份。数小时后，电报飞往北平，内容只有一句：“冀鲁边叛徒邢仁甫落网。”消息传到中南海，主席批示四个字：“就地正法”。

案件要追溯到1943年夏季。那年6月的冀鲁边区阴雨连绵，日伪正在发动新一轮“铁壁合围”。边区机关忙得脚不沾地，黄骅主动请缨奔波各村庄，调配兵力准备破击。6月30日凌晨，黄骅披着雨披赶往大赵村民房临时指挥所，一张木桌、一盏煤油灯就成了作战中枢。雨声盖住了屋外脚步，警卫外出借灯的空挡里，一队陌生人推门而入，枪口闪光不到半分钟，黄骅与七位干部全部倒下。

枪声惊动附近民兵，他们赶来只见地上混杂着雨水与血迹。可惜暴雨冲刷，线索所剩无几。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当晚抵达，先把残存弹壳收拢，又派人在村口逐户盘问。深夜，一个十二岁牧童怯生生地说：“看见冯冠魁，带人往东去了。”这句话成了破局唯一线索。

冯冠魁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地方武装头目，横行乡里，抢粮逼税，村民背地里骂他“活阎王”。更蹊跷的是，两个月前他竟被军区司令邢仁甫“收编”，直接任命为手枪队队长。许多干部私下嘀咕：冯冠魁的花名册上血债累累，这样的人进来，迟早惹祸。叹息归叹息，没人敢公然顶撞司令。

刘贤权随即向延安拍电，详细汇报疑点。延安回电十分干脆：凶案必须彻查，必要时可越级指挥。随后，一份截获自日伪的密信摆到刘贤权桌上，信中写明：“邢司令如能策动边区倒戈，日军愿给予万金酬谢。”原本若隐若现的猜测瞬间成了铁证——邢仁甫与日军暗通款曲。

7月初，冀鲁边区根据党中央指示，调集115师一个加强连暗中封锁各渡口，要先擒冯冠魁，再取邢仁甫。行动当天，冯冠魁在西洼地落网，面对审讯仍嘴硬：“我是替邢司令办事，杀几个不听话的而已。”这句话让所有人意识到，更大的叛变正在酝酿。

风声中，邢仁甫率亲兵百余人急赴115师驻地，声称“视察前线”。115师领导早有准备，外表礼数周全，暗地却把机枪全部对准营门。午饭刚过，岗楼突然传来枪声，一名警戒士兵喊道：“叛徒闯岗！”混乱间邢仁甫骑马逃脱。考虑到双方力量悬殊，115师没有贸然追击，只在沿线安置暗桩。

接下来半年，邢仁甫辗转数省，先落草望子岛，又潜入天津，干脆投效华北“剿共”司令部，自封情报顾问。他自以为新东家离不开自己，殊不知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共双方进入新的博弈，昔日日伪走狗迅速改旗易帜，邢仁甫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位置越来越尴尬。

1948年冬，解放军挺进华北平原。国民党仓皇南撤，名单里没有邢仁甫。他只得将旧部化整为零，自己化名“罗镇”潜伏天津。进城前夕，他私下向旧识抱怨：“风声不对，得另想活路。”话音刚落，天津地下党已有布置。

天津解放后第二天清晨，“罗镇”被便衣带走，绑腿里塞的两张小纸条成为定罪关键。第一张记着我军若干指挥所坐标，显然供国民党炮兵参照；第二张是1943年的名单，黄骅、李凤阁等牺牲干部姓名赫然在列。至此，五年追逃的谜团完全解开。

随后，华北军区特别军事法庭在天津大礼堂开庭。庭审只用了两天，案卷厚度却能堆满整桌。证人出场、书证宣读，铁丝网外围观的群众一句“杀人偿命”说得铿锵。法官问：“还有何辩解？”邢仁甫低着头，艰难挤出四个字：“死不足惜。”庭上没有掌声，只有沉沉空气。

执行命令下达于1949年3月5日拂晓。刑场设在城北废弃砖窑，警卫排五十步列队。行刑前，监刑员例行询问：“遗言？”邢仁甫摇头。他被押向预先挖好的坑，短促枪响结束了全部恩怨。与此同时，中央转发处理通报至各解放区：任何背叛民族、谋害同志之人，一经查明，一律严惩不贷。

黄骅案由此画上句号。边区干部把他和七位同袍的名字刻在纪念碑正中，碑阴留白，用来刻后续补认的烈士。有人感慨：如果1943年的雨夜里没有那串脚步，边区也许会少很多波折。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动摇军纪、勾结敌伪的后果只有一个——枪决。那些年规矩就是这么立下的，而规矩一旦立下，就再没例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