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蔡孝乾又供出另一重要人物：他一家五口全是地下党

人们说，历史有时候比小说还难写。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这个名字，不常在主流的抗战史里浮现，却在蔡孝乾叛变后的地下工委大案中，被保密局特务揪了出来。他不是那个身披军装冲锋陷阵的人，却偏偏成了电力系统的舵手——硬生生把技术和信仰绑在了一起。你看，老蒋的人本以为名单上抓到的大多是小人物，哪想到，还真坐着个电力“一把手”？

蔡孝乾倒戈之后，1800余名地下党人被捕审。保密局盯着名单挨个查，字里行间全是血和泪。其实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只是交了点党费、进过几次会，你说抓这些人有多少实质作用？可偏偏就有些要员，比如刘晋钰，他的出现让特务们愣了一下。“怎么是他？”但人已到，身份已定，后悔来不及。

福州人刘晋钰，老乡有吴石将军，但命数天差地别。很多人学生时代爱用“学霸”自夸，这词倒是真的贴在刘晋钰身上不掉。复旦电气系、法国巴黎大学电力工程硕士、法语熟练——二十世纪初能这样出国深造，回来还带着洋文凭，把自己扎在复旦教书，这创造力放到今天也难得。明明可以在法国留着，机会不少，生活不愁，他偏偏1973年代回了个穷困、动荡的中国。“你说他是图什么呢？”这是很多电气同行聊起这个人的时候，总会突然停下来问一句。

他回国的时候，1923年，全国乱成一锅粥。教书育人还真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是带着理想奔着痛苦去的。日军进攻上海那年，刘晋钰担任闸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这个时候你要选，是待在后方安全地带做计划，还是冒着炮火爬上电厂修线？刘晋钰选择了后者，他带工人抢修水电设施。你说修好了又被炸、炸完又修，那种反复折腾怎么熬得住？但偏偏他熬住了，还每次都亲自带头。有人觉得他傻，“换成我，出头谁愿意？”但他就这样硬生生撑下来，军民的水电没断。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已不再是后方，云南才是。刘晋钰到了云南，主持建了昆湖电厂，钻过山洞修火力发电厂，还试验了抗炸的新思路。说来说去，就是把技术活变成救命稻草。这也不是谁都能干，条件苦，人手少，经费紧，时不时还有日军来轰炸。结果，他愣是把设备抬到宜良和嵩明中间的山洞里，硬生生整出个2000千瓦火力发电厂。资料汇总来看，这是国内头一个“山洞电厂”。搞电力的同行至今翻到那批建设记录，有时候会心想：要是放在现在，估计得几十个部门审批、好几年资金才落地吧？

抗战胜利以后，刘晋钰被派去接管台湾电力公司，职位高得很，电网、档案、设备全归他管。他是不是就想安安稳稳做技术官僚？还真不是，他的儿子刘登峰是个党员，这事不怎么好说。你要是翻台湾那批地下工委档案，会发现组织让刘登峰以“王健”化名入台，负责转抄新华社消息、联络蔡孝乾工委。儿子的革命工作潜移默化影响了父亲，一家子慢慢走到了反对国民党阵营。也有人会问，“刘晋钰明明掌握资源，为啥不自保？”

其实老刘头更关心技术造福老百姓，啥“反蒋”、啥“情报”，都被儿子一家带动着。甚至他答允儿子，“台湾解放了，我要帮忙保护电力公司资产，保存档案，等解放军来接收。”这话听起来像是职业操守，背后也是一种默契。家里几个儿子也都是党员，五个口并肩干革命，这阵仗在那个年代挺少见。

刘家老二刘登元在华中大学，组织让他赴台进台湾大学，以学生身份掩护地下工作。大哥刘登峰、三弟刘登明做了党员介绍人。如果不是家里都“红透顶”，谁让他们牵线入党？三弟刘登明到台湾，按计划与接头人秘密交接。化名“黄若海”，见面时才发现对方就是自己哥哥。这种偶然还是必然？估计谁都没想到。

刘晋钰的小儿子刘登胜，刚14岁随母亲赴台，不到两年掩护下秘密加入了党。这几兄弟虽说成长轨迹不同，但一个理想就是盼望台湾解放。不仅是亲人，也算革命伙伴，这种复杂关系让人有点分辨不清了。

这一家五口到底有多少风雨？历史档案很难一言说清。1949年“光明报”事件，特务抓捕范围越来越广，地下工委成员无一幸免。信息线索大多指向蔡孝乾，他的身份和住址被掌握，1950年初被抓。起初，他趁特务疏忽成功脱身，但生活清苦、忍受不住，自己露面买牛排被再次抓获。这思维反反复复，让人难以理解，人是不是非得追求一点小快乐？最后还是被捕。

蔡孝乾被抓后，一口气供出了大量名单。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等人身份暴露，最终牺牲。这样的决断到底算不算背叛？有人说“现实逼的”，有人骂“良心坏了”。历史怎么判？也没个统一说法。吴石将军等人的牺牲只是开始，老蒋已是草木皆兵，凡涉“通共”必除。“就算老部下来求情也没用！”李玉堂、李仙洲这些带兵玩命的人，最后靠不住老关系。

李玉堂案，审判长是钱大钧，历年同僚也都在场，试图保他一命。老蒋一句“耻”直接发话，司法程序成了摆设。吴石案同样如此，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都动了心思但是无能为力，“蒋介石发话，不留情。”从官僚体系里想钻空子，不可能。

有人觉得这样对待技术人才有点绝情。但谁让刘晋钰“通共”了呢？贡献再大，一旦涉政，老蒋不会手软。蔡孝乾交代刘晋钰一家五口通共身份，保密局特务直接登门，来不及一点余地。

到了1950年7月17日，吴石将军遇害一个月后，刘晋钰也死在了马场町刑场。据台湾“二七部队”相关档案，目前已可查明刘晋钰即使在最后关头也没有选择妥协。他是硬着头皮把技术和信仰绑在一起的。究竟是血性呢还是傻呢，这种敢留一命的气魄，不常见。

不过，事情也不是全盘黑暗。刘家的四个儿子反而在残酷搜捕下安全撤离台湾。刘登峰早就察觉单线联系的党人消失，报告组织后奉命撤离。刘登元、刘登明则是在1949年“四六事件”后，紧张任务下接令返回内地，连刘登明的未婚妻匡敏也一起离开。最小的刘登胜，年纪小、学业重，组织没派他干太危险的事，因此逃过一劫。最后，他跑去美国马萨诸塞读书，成了数学教授。身份一直没被兄弟发现，1974年回国讲学兄弟四人才恍然得知，这秘密断了二十多年。

四兄弟重聚，谈起父亲，心里话交错着——敬佩也有遗憾。有人问，“如果当年刘晋钰选择撤退，该不会走得更久吧？”结果没有，他留了下来，面对危险不闪躲，自己扛下了所有。是不是太执拗了？也许不是，至少兄弟几个都觉得，这种坚决虽然带来牺牲，但换了他们，也会这么做。

刘晋钰牺牲的那年，台湾白色恐怖最盛，没人敢收尸。最后由堂弟刘晋柯冒险背走遗体，家族算是留了个念想。这些事说出来，都是真实的细节，官方资料、家族回忆都有佐证。2011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也算迟来的肯定。

**技术人员不是都喜欢安稳的生活；信仰也不是只有枪炮才值得歌颂。**

**历史里很多无名的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故事到这，你说刘晋钰到底是不是“牺牲者”？表面答案很简单，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