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说清楚日常工作的价值

编前语：

2024年，千禾社区基金会启动《社区积极行动者培育系列指南》的知识生产工作，邀请在社区工作领域资深的行动者黄亚军、黎玉婷、周桂英担任首批写作者，支持其将多年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转化为一线社区工作者可参考和探讨的文本，进而推动交流与共学，共同提升社区发展工作的能力。在手册发布之时，我们希望透过写作者在一线的成长故事分享，为社区工作伙伴们提供更多借鉴。

本篇是《社区工作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的写作者黄亚军的分享。

黄亚军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亚军自2006年起便扎根社区工作领域，持续深入探索合作社培育、城乡互助等实践方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不断反躬自省、实现自我成长。他和“深耕社工”的伙伴们长期在一线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城乡社会对话。

要让一个从事社区工作多年的人对刚入行的伙伴分享经验，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两方参与社区工作的时期不同，当时所处的社会和公益行业背景不同。譬如2006年进入社区工作的我，和现在刚刚开始社区工作的年轻伙伴，虽然都在做社区工作，处境却截然不同，并不一定就能直接对上话。

在参与式发展浪潮下

进入社区工作

我是2006年在云南进入农村社区工作，当时的行业可以说还是以“参与式发展”、“社区主体性”、“赋权”等理念为基本共识或某程度的主流话语。虽然我并没有经历系统的参与式发展培训，但抬眼望去，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学习机会以及抱着相似的理念在别的社区扎实工作的同伴。

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用的话语或许有差异，但做社区工作的伙伴基本上都认同这样的理念：社区问题是结构性的，但社区和生活则是居民自己的；社区工作要协助居民建立多层次的互助合作，并为弱势者创造更多参与机会。所以，那时候行业伙伴之间交流会很容易聚焦——“我的工作有没有让居民的主体性生长出来？”

在云南农村工作期间，视野上，我是被老师和前辈带领着，建立了结构性的视野，当时的必读书目是《发展的幻象》这样的批判性文集，因此学会不将村民碰到的问题归因到村民个人，并对作为“硬道理”的发展保持省思；方法上，虽然没有进入参与式发展的脉络，但我学习早期中国农村的工作方法，当中也不缺乏关于动员参与、培育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足可与参与式发展对话；情感上，因为长期住在村里，与村民的互动没有时间或者空间上的严格限制，所以，从理解村民的处境出发，我反而更加意识到，作为身处同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方式中的个体，我与村民面对的很多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十多年前，亚军在云南村里跟村民开会讨论合作社种植计划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自己大概解决了三个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颇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社区和社区里的人；二是如何跟社区一起工作；三是我与社区居民是什么关系。其中，第一个是最基本、但也最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后面——我到底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以及我到底要发起什么行动。它涉及到社区工作的基本立场和行动方向。

深耕在村里推动朴门菜园公共规划设计会

对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理解，

决定你走多远

我虽然出身农村，但此前对农村和农民并无多深的理解，所以我是在云南的农村里一边工作，一边建立或修正自己的理解，当时花了挺长的时间做类似于田野调查的工作，用各种方式与村民混在一起，进入村民日常的劳动和生活情境。看到很多现象，我就要自己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又从一些关于农村、农村发展、社会发展的讨论文章中找线索和借鉴，走几步就抬头看看，将社区的日常现象与结构性的视野结合起来理解。慢慢地，我才能理解村民很多行动的逻辑，特别是看到他们背后的“不得不”，看到村民在被整个社会PUA的过程中自我贬抑和主体性丧失。这都是个体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也因为这样，我对于输血式的服务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很担心这样的服务也让村民越来越自我贬抑和丧失主体性。

对我来说，“理解社区和社区里的人”这一课题延续至今，尚未结束。我也觉得，持续、严肃而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它不仅仅关乎社区工作的基本立场和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社区工作者的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同行聚在一起总是会聊到社区工作的难处。在过去的交流中，关于到底“如何理解村民——我们花了最多精力的对象”往往会引起很热烈的争论。

实际上我们是要靠村民的反馈来评估自己的工作，所以，大家会经常问：村民为什么这样说/做？为什么村民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单纯？进而追问，村民的复杂性是人性本身的复杂还是在社会结构的多重束缚？

在理解这些复杂性的时候，我们既是在一遍遍地挑战并完善自己对于社区居民的理解，也是在挑战并加强自己对于社区工作之复杂性的接受程度。前者关乎信念，后者关乎耐力，社区工作者能走多远，全赖于此。我见过一些满腔热情进入社区工作的人，因为没有条件，或没有能力持续面对这个问题，最终心灰意冷地离开，令人唏嘘。

搬上经验，是为了对话

我的这些个人经验的确有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氛围，可能不是今日的伙伴所具备的。那么，处境如此差异，经验如何传递？我曾因此怀疑，做知识生产有用吗？或者说，现在的社区工作者缺的是知识和方法吗？

我相信，现在大家如果还没有走上社区工作的路，那一定不只是缺方法——因为如果真的只是缺方法，那怎么样都能找到资料去学习。

但回过头想，这种理解是不是将所有的探索责任都放回到工作者个人身上，与如今逼迫着工作者要干这干那的环境同流了呢？如果现在先有人站出来营造一个能够互助支持、走向社区工作价值观的社群，会不会更有希望？

在这样的犹豫中，我尝试写了一些对社区工作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的理解。这些理解没有特意参考系统性的理论或论述，真的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所以完全可以讨论和质疑；但我大概有把握，这些理解与早先的行业共识相去不远。

我没有把握的，是对“社区”本身的理解。2006年前我进入农村工作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流动规模虽然已经很大，但总体城市化率只有43.9%，而2024年已经到了67%。这意味着，这些年来，每个社区都处于流动状态，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利益诉求都在调整。大部分乡村社区如今已经残缺不全，变成了半熟人社区，甚至是陌生人社区；至于城市社区，其变动更是尘埃未定。一切都在瓦解，但留有残影；一切都在生长，但模样不全。

深耕社工所在的从化良口北五片村庄，村里以老人为主

我觉得越来越难以一个稳定、有边界的社区形态为框架，去把握社区的现状，想象社区的未来，过去强调的“社区主体性”在此也无法套用。连带的，社区工作者与社区的关系也需要再建构。这些理解，在最后的“社区工作价值观再思考”那里就简单带过，当作一个引子，留待更多伙伴的观察和经验进来。

我不太有把握的另一点是——以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作为开篇，会不会太虚？一开始就“上价值”，真的行？毕竟，建立对于社区工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需要时间，需要沉浸在社区工作中获得实际的体感、直面困惑并最好有机会与同行讨论争辩，才能入脑入心。

而且，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用价值观来套装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是要在日常工作中看到价值观在落地、每项工作都在朝向那些价值观；不是从价值观出发去说服自己接受复杂困顿的日常，而是从日常工作出发感知和理解价值观。

说到底，对社区工作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要理解社区工作的价值观，而是要提炼和理解社区日常工作的价值，让自己的工作意义化。只不过，将自己的日常工作意义化并不容易，它需要团队作战，需要对话，可能是跟眼前的伙伴共同讨论，也可能是跟过来人或者说先行者经验对话。

仙溪村的老人们一起打理老人菜园

因而，这份关于社区工作价值观的小册子并不是用来说明和论证道理的，而是将某些过来人的真实经验搬上来，营造一种对话的场景，让伙伴们在阅读的时候能勾连起自身的经历，以便互相印证和启发。我还觉得，如果伙伴们不想一开始就“上价值”，那么完全可以看看就放下，以后有需要再找来回看。这个小册子不重要，让自己的工作意义化，甚至未来讲出自己的社区工作价值观，那才重要。

文章作者：黄亚军

文中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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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南都公益基金会为本项目提供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