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石首的调弦口才是真正的知音故里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故事，最早见于《列子・汤问》中。两千年后，冯梦龙又以小说形式对其进行了演绎。回望历史，我们期望寻找到当年那个珍贵的瞬间，却发现历史的背影相当模糊。我们不得不面对几个难题：知音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伯牙和钟子期究竟是什么人等等，相关证据零散，近乎寓言、传说，甚至想象。

毕竟时隔近三千年，多部史书的描述又各有出入，这便出现了如今多个知音故里、多个知音故事的乱象。因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史料，游历与知音故事相关的长江路线，参观了荆州博物馆、石首调弦口、蔡甸子期墓、汉阳古琴台、湖北省博物馆等，获得了一条闭环自洽的证据链，锁定了石首调弦口。

一、多个知音故里之辨

毫无疑问，伯牙与钟子期相遇仅有一次，地点也只有一个。求证唯一的知音故里，必须摒弃发展地方经济的观念，对比史料，踏勘田野，观摩物证，参考口传。

图为山东泰安市的高山流水亭

（一）山东泰安市

《列子・汤问》记载：“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 这是该地作为知音故里的文献铁证。但据笔者考证，伯牙受晋王之命与楚修聘（外交），王命未复，无暇远游。文献中的泰山未必是今日东岳之泰山。

《吕氏春秋》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 我们知道，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率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这是正史中关于泰山之名的最早记载。在此之前，名为 “泰山” 的大山不知有多少。“泰” 与 “太” 通，太之意为大，如今楚人的乡言可以证明。

现存于泰山经石峪西谷口的 “高山流水亭”，是明代隆庆六年（1572 年）的文物，亭内楹联写道：“天门倒泻一帘雨，梵石灵呵千载文” ，这是该地作为知音故里的代表性物证。但是，在湖北石首东，有调弦河与调弦口，得名于西晋太康元年 (公元 280 年)。《晋书》记载它是驻襄阳大将军杜预为平吴定江南所修，且立有 “调弦亭” ，比泰安 “高山流水亭” 早 1292 年，两者谁更可信，不言而喻。

图为汉阳古琴台

（二）汉阳古琴台

地方名称是考古的重要依据。汉阳古琴台，建于清嘉庆初年 (公元 1796 年)，相传始建于北宋，但没有具体文献佐证。汉阳琴断河，实名平塘古渡，传为伯牙摔琴之处。明代及以前并无此说法，《汉阳府志》记载：“三眼石桥：在平塘渡，邑人刘肇远建。” 到清同治《汉阳县志》才有 “平塘渡：一名‘琴台’，云是伯牙弹琴处” 的记载。悠悠两千多年，除非从地下挖出可靠文物，否则不能轻信新添的纸笔之文。

冯梦龙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写道：“行至汉阳江口……，泊于山崖之下”，山为马鞍山，村为集贤村。但小说家之言，不足为据。此地又有 “钟家村”，相传由集贤村改名 “钟家台”，再改 “钟家村”，钟姓村民皆为钟子期后嗣。然而，这是源于小说的口传历史，没有家谱作证，更无早于冯氏话本之前的地方志可鉴。有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在此设江夏郡，而汉阳之名始于东汉。

汉阳地区的知音故里，已于 2014 年 8 月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工程，我们赞赏该地区的努力，但这里是不是真正的知音故里，一切要以历史的证据说话。

图为蔡甸子期墓

(三）蔡甸凤凰嘴

主要文物是清朝光绪十五年所建的 “钟子期墓”，现立于马鞍山南凤凰嘴，文革期间被毁，1980 年重建。2007 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地理上自东汉建武元年设汉阳县已有两千年历史；二是文字依据主要是冯梦龙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细节显示的具体地理位置。

小说原文：伯牙开言又问：“先生口音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 子期道：“离此不远，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荒居。”

蔡甸与汉阳，旧时同属江夏郡，既然汉阳知音故里存疑，蔡甸其实也无需赘述。

北宋《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 “调弦亭在石首县东六十里，相传伯牙鼓琴于此”，当地保留了调弦口、调弦河、伯牙口、流水口等与知音故事直接相关的地名。石首市有关部门正准备详实资料，全力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为安陆闭刘村的知音桥

（四）安陆市闭刘村

《左传》中人物郧公钟仪，是楚国宫廷乐师，在楚郑交战中被俘，囚于晋，后得释放。安陆市闭刘村有钟姓族人，传其始祖为钟仪。

《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子重侵陈以救郑，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史载钟仪是最早的古琴演奏家，生活在楚庄王末年，公元前 591 年左右；又有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说，钟子期：“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从考据上看，不声不响的闭刘村，比较接近于这里真有个钟子期，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知音》杂志社在这里援建一座 “知音桥” 的缘由 。

但是，一条最新的考古证据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专家校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时发现，《左传》中 “申公子仪” 和 “郧公钟仪” 的事迹多有雷同：二者均名 “仪”，均属于楚国斗氏，均有与琴歌相关的经历，琴歌都喻意楚囚的乡情，均以很隆重的礼仪被释放。对勘显示，《左传》中移花接木，混淆了申公子仪与郧公钟仪的事迹，并且多有演绎附会。

如此看来，闭刘村的钟姓，是姓钟还是姓申，没有定论，有无钟子期，更无从得知。

再从伯牙摔琴谢知音的角度看，地理位置显然不对，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钟子期一定居住在这里。作为晋国大夫的伯牙，不可能徒步从江口跋涉数百里，绕道来拜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樵夫钟子期。

图为石首调弦口的调弦台

二、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人们习惯于说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要知道这一时期可是长达五百多年！

（一）知音故事的年代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拥兵自重，战乱频发。到了末期，楚国内乱导致都城郢都被吴军攻破，元气大伤；晋国也因六卿专政，分裂为韩、赵、魏三家。至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诸侯，晋国不复存在，史家将其定为春秋与战国的时代节点。伯牙受命于晋君使楚，返途得遇知音，无疑发生在此节点之前。

自西周成王封楚为子爵，蛮地五十里起，楚国就一直奋发图强，拼搏在回归中原的道路上；楚晋同为强国，将隔在中间的郑、宋诸国当成比武的校场，对峙百年之久。晋国自晋文公重耳（公元前 636 年—前 628 年在位）在国内实行一系列改制后，其五霸地位比楚国略强。晋楚两国的和平局面出现是在公元前 579 年的 “弭兵之会”，第一次的和谈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三年时间。第二次 “弭兵之会”，是在公元前 546 年，晋军于鄢陵大败楚军之后。晋施仁义，楚感其恩，其实双方此时都是内忧大于外患。至公元前 506 年伍子胥、孙武领吴军破楚，晋楚两国有四十年的和平友好期。

在这难得的四十年里，因为休战，两国民生得以改善，国力有所恢复。楚灵王（公元前 541 至 529 年在位）好大喜功，举国力修建 “章华台” 彰显国威，于公元前 535 年建成，遂邀请各诸侯国参加会盟，著名的齐国大夫晏子使楚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西汉刘向在《新序 · 善谋》中说：“楚灵王即位，欲为霸，五会诸侯，使椒举如晋求诸侯。” 晋君自然大不乐意，司马侯却劝解，不如先假意奉承一番，遣人使楚，看看这位楚灵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派谁去合适？君主不可去，上大夫去，面子也给大了，派一个下大夫，算得上有身份。于是晋平公（公元前 558—532 年在位）派伯牙来楚国修聘，流芳千古的 “高山流水遇知音” 故事就此诞生。

《荆州府志》上记载的石首调弦亭

（二）知音人物身份

伯牙何人？《列子 · 汤问》《吕氏春秋》和《琴操》等史籍载其为晋国大夫。原籍楚国郢都，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相传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他的作品，后世尊为 “琴仙”。冯梦龙小说《警世通言》中，称伯牙姓俞名瑞，乃是因子期遇伯牙之 “遇”，误会为俞氏。伯牙的姓氏，不是王室的本姓芈，而应是其分支以爵位公、侯、伯、子、男中之 “伯” 的直称。

综观《左传》《国语》和《史记 · 楚世家》，伯牙出身于楚国贵族，或因某次楚晋之战被遣为人质，一如钟氏前辈郧公钟仪之身世。伯牙的琴艺自然高过钟仪才得享 “琴仙” 之誉，因善琴，擅外交，谙楚语，于是受命使楚修聘。

钟子期何人？有史料表明，钟子期为楚国芈姓贵族后裔，因世代担任楚国宫廷乐官而改姓钟。据《琴史》记载，成语 “南冠楚囚” 的乐官钟仪是其祖辈。春秋时期礼乐制度被僭越，郑卫之音泛滥，钟子期不满宫廷乱象，愤而辞官隐居于山野村舍。

钟子期与伯牙，一个樵夫、一位达官，且不论之间的地位差别与贫富悬殊，单就其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 尤其音乐这种抽象艺术，在教育极不发达的春秋时代，若无良好的文化涵养和艺术修炼，不可能具备如此通透的领悟能力。 寓言、小说隐去钟子期宫廷乐官的身份，是 “高山流水遇知音” 得以流传千古的重要推动力，如果只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音乐家相互欣赏，故事就索然无趣了。

（三）伯牙行程公私相兼

受晋国公派遣，伯牙从都城新绛（即新田）出发，驱车千里到郢都面见楚灵王。公务完成后，伯牙改水路顺流而下。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有一个情节猜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伯牙 “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这有点公费旅游的意思。但楚王应允只是放这个假不是放鸽子，便道旅行，再远也远不到山东泰安去。

还有安陆是钟氏家族居住地，但伯牙是要返回晋国新绛去复王命的。最佳路线应该是从长江逆汉水而上至襄阳城，而后再乘车返回晋国。整个返回路线并不复杂，问题在于是哪个时间节点，在哪个地方遇到钟子期而成就了 “知音” 的千古佳话。

图为石首调弦口的调弦亭

三、调弦口的文献与口传

春秋离今久远，知音故里的史料比唐宋中古时期稀缺的太多，原因在于礼崩乐坏以后，琴歌无关民风，亦无关政治；人坠妓乐声色，位耻流末下九。 而今追根溯源，还须整束衣冠，屏息于高山流水。

（一）知音文献和文物

《列子 · 汤问》是知音故事的源起，《左传》《吕氏春秋》《国语》《史记》竞相载叙。《晋书 · 杜预传》说，西晋将领杜预主持疏浚调弦河，河口即为调弦口。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调弦口原为 “生江口，水极深”，这一描述与汉代《韩诗外传》中伯牙鼓琴 “鲟鱼出听” 的典故形成地理呼应。《太平寰宇记》《湖广通志》《大明一统志》《湖广图经志书》《湖广总志》《荆州府志》《石首县志》等二十余部史书都有 “调弦口”“调弦河”“调弦亭” 的营造时间和准确位置记载；历朝历代的名人雅士留下了许多描写和颂赞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 的诗词；还有石首当代文人潘世雄先生撰写的《民间津津乐道的知音传说，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余仲廉先生撰写的《为什么说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均可借鉴。

前文推导钟子期是楚国宫廷乐官隐居在山野田舍，并非空穴来风。1998 年在石首马鞍山下古河道出土的镈钟，环钮、平口、椭圆形，通过碳十四测定为商代铸造。遍查地方史志，不见石首曾有诸侯，宫廷物件不会随意流落民间。况且一枚镈钟，在那个时代，除了为琴家作校音器械，不好别作它用。由这一点，推测本地在两周时代曾有宫廷乐官隐居于此，是令人信服的！

关于伯牙的近现代文物文献较多，石首调关镇江畔存明万历年间的 “古调弦亭” 碑。清《石首县志》记载：“伯牙台，临江，传为子期听琴处”。伯牙亭残碑，“伯牙” 二字清晰可辨，碑阴刻 “嘉靖三十六年重修”。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他的《咏绣林十景》中写道：“调弦南望马鞍还，瘦石峨峨龙盖山”。遥想伯牙仰天悲叹，摔琴裂帛，千古回荡 “魂兮归来”。

图为 调弦口 知音文化园

（二）知音文化与口传

石首有流传了几千年的 “伯牙调弦遇知音” 的民间故事，是明话本《贵贱交情》的母本。冯梦龙见故事在汉阳等地流传，遂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定汉阳为发生地。明朝年间，苏州传出昆曲水磨腔，长江流域诞生荆河戏（国家级非遗），它们都有伯牙遇子期，摔琴谢知音的多种脚本。荆河戏“皮、黄”二腔流传于荆江流域，上游为 “上河路子”—— 荆河戏；中游城陵矶为 “巴陵戏”；下游称 “下河路子”—— 汉剧。石首在荆江中上游，古调遗风，为地方百姓所深爱。

我的外祖父刘鼎耀老先生，是清末秀才，现已过世五十多年。我听他老人家讲过关于调弦口的故事：伯牙的官船遇风雨停泊于调关矶头回流湾内，少时雨歇。恰逢中秋月圆之时，伯牙焚香祭天，端坐弹琴。忽然琴弦 “啪” 的一声断了，他料定有人偷听，于是差下人唤其上船，这便有了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千古美谈。为什么有人偷听就会断弦呢？原来楚人尚巫崇鬼神，弹琴奏乐却是一件极其庄重高雅之事，若遇歹人或窃听者，琴弦必断。这是天人之间的通灵现象，楚人对此深信不疑！后人为作纪念，该地名没有叫 “鼓琴口”“断弦矶”“古琴剅” 之类，而是叫 “调弦口”。绝妙的 “调弦” 二字精确涵盖了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全部内涵。

走进石首调关镇（调弦口），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人不知伯牙在此“泊船鼓琴，弦渐而调；高山流水，知音难寻”的故事。所以，调弦口就是一张自带说明书的知音故里名片。现在这里修建了《知音文化公园》，园内有 “知音亭”“知音台”“诗文碑林” 等等。还有 “调弦口月圆遇知音，调弦河赠琴别知音，流水口摔琴谢知音” 的完整故事链接。

后赘

弘扬历史文化是我们作为楚人后裔的神圣职责， 再考知音故里，不是为了与谁争输赢，更不是打压一片唯我独尊。我们只求还原历史真相，在探求和学习中提高自身学养与文化自信。 如果同时带动地方文化建设，那是拜先人之德，为子孙后辈留一隅祖荫。

图为作者张重武指挥石首乐队

作者简介：张重武，湖北石首群众艺术馆馆员，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石首地方音乐创作，作品获多项国家和省级创作奖。近年来潜心研究荆楚传统礼乐文化，创作了《吆吔吙》《车水谣》《云梦赋》《楚歌四叠》等系列优秀作品。

本文由邹大政先生推荐，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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