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19岁稳江东，赤壁藏玄机，晚年为何性情大变？

提到三国，曹操的雄才大略、刘备的仁德传奇总被反复称颂，而江东的孙权，却常被贴上“守成之主”的标签，悄悄藏在曹刘的光环之后。但翻开《三国志》等主流史料便会发现，这位19岁临危受命的少年，凭一己之力稳住风雨飘摇的江东，一手缔造三国鼎立的格局，更用数十年时间将江南从蛮荒之地打造成富庶沃土。他既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盛赞，晚年却沦为猜忌嗜杀的暴君。孙权的一生，藏着乱世生存的智慧，也写满了权力对人性的考验。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江东突然遭遇惊天变故，小霸王孙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被许贡的门客刺杀，年仅26岁。消息传来，江东上下人心惶惶，年仅19岁的孙权，就这样被推上了权力的风口浪尖。此时的他，面对的不是兄长留下的稳固基业，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崩塌的烂摊子。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当时孙权实际控制的仅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五郡，且“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境内山越族部落凭借险峻地形频繁作乱，烧杀抢掠，扰乱地方；各地豪强拥兵自重，对这个少年主公阳奉阴违；更致命的是，江东的宾客谋士多是“寄寓之士”，见局势动荡，纷纷盘算着另寻明主，“未有君臣之固”。

孙策临终前虽留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嘱托，但能否驾驭这些身经百战的老臣猛将，能否在乱世中守住父兄心血，对19岁的孙权来说，无异于一场生死考验。

张昭是江东文臣之首，见孙权沉浸在丧兄之痛中，当即直言劝谏：“此宁哭时邪？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也。”这番话点醒了孙权，他立刻收起悲痛，改易丧服，在张昭、周瑜的陪同下上马巡军。沿途将士见少主临危不乱，原本动摇的军心渐渐稳定。孙权深知，乱世之中，人才是立足之本。他延续兄长的用人策略，对张昭以师傅之礼相待，让周瑜、程普等老将执掌兵权，同时广开门路招揽贤才。

他派人带着厚礼前往各地寻访名士，鲁肃、诸葛瑾、吕蒙等一批能臣猛将纷纷前来投奔，为江东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对内，孙权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平定叛乱。他派吕范平定鄱阳，程普征讨乐安，太史慈镇守海昏，韩当、周泰等将领分驻各县，逐一清剿山越叛军和地方割据势力。

为了彻底解决山越问题，他不仅派兵镇压，还采取迁徙政策，将山越族人从深山迁出，编入户籍，既削弱了叛乱根基，又为江东补充了劳动力。对外，孙权则采取隐忍策略。此时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势力大增，派人前来征召质子。孙权左右为难，最终在周瑜的劝说下，以“保江东万全之计”拒绝了曹操，表面上保持臣服，暗中却在积蓄力量。

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扩张，刘备“颠沛流离”的四处打拼不同，孙权的创业之路充满了被动与隐忍。但正是这份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决断，让他在短短几年内稳住了江东局势，为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统一北方后，亲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荆州牧刘琮不战而降，曹操顺势占据荆州，随即写信给孙权，号称“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消息传到江东，朝堂上下一片恐慌，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大臣都主张投降。他们认为，曹操挟天子之威，又拥有荆州水军，江东兵力不足，根本无法抗衡，“不如迎之，庶几获全”。

此时的孙权，再次面临命运的抉择：降，则父兄基业毁于一旦；战，则胜负难料，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就在这关键时刻，周瑜和鲁肃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一边。周瑜连夜赶回柴桑，向孙权分析局势：“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他还详细拆解了曹操的弱点：北方未平，马超、韩遂为后患；曹军不习水战，舍鞍马、仗舟楫，非其所长；时值寒冬，粮草匮乏；北方士兵远涉江湖，必生疾病。

鲁肃则从战略角度劝说孙权：“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这番话戳中了孙权的核心顾虑。经过反复权衡，孙权终于下定决心主战。他拔刀斫前奏案，厉声说道：“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

很多人受《三国演义》影响，认为赤壁之战的主角是诸葛亮“舌战群儒”“借东风”，刘备是核心力量，但史实并非如此。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刘备刚遭遇长坂坡之败，麾下兵力不足两万，而孙权派出的吴军主力多达三万，由周瑜、程普分任左右督，全权指挥作战。

赤壁之战的关键决策，从联刘抗曹到火攻之计，都是在孙权的授权下实施的。 黄盖观察到曹军战船首尾相连，便向周瑜建议火攻，周瑜随即上报孙权，得到批准后，黄盖诈降曹操，率领数十艘装满柴草、膏油的“蒙冲斗舰”，趁东南风急，冲入曹军水寨，点燃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曹军战船全部烧毁，连岸上的营寨也被引燃，士兵死伤无数。曹操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部从华容道撤退。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不仅遏制了曹操南下的势头，更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而孙权，正是这场战役的真正决策者和主导者。

战后，曹操回到北方，感慨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句发自内心的赞叹，既是对孙权能力的认可，也藏着他无法征服江东的无奈。 赤壁之战后，孙权并没有急于逐鹿中原，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江东的内部建设上。

在曹操与刘备争夺荆州、汉中的数十年间，孙权默默深耕江南，用一系列务实的举措，让这片原本“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土地，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为后世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农业是立国之本。当时江东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芜，孙权首先着手解决人口和耕地问题。

他一方面派人到海岛、辽东等地招募流民，甚至派兵将偏远地区的人口迁至内陆；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屯田制，将无主荒地分给农民耕种，还规定“自孙权父子以下，皆分受生荒”，以身作则鼓励垦荒。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孙权多次颁布“宽息”诏令，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同时兴修水利。他下令修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泛滥；开凿云阳至长江的运道，既方便灌溉，又利于漕运。

这些举措让江东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不仅满足了军民需求，还出现了“谷帛如山”的繁荣景象。 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孙权的眼光同样独到。他深知江东水路便利，大力扶持造船业，东吴的造船技术在当时达到了顶峰，能够建造容纳数千人的大型战船和运输船。发达的造船业不仅支撑了东吴的水军建设，还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孙权设立司盐校尉、冶令等官职，加强对盐铁产业的管理，让盐铁生产实现规模化、规范化，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同时，他鼓励商业贸易，不仅发展国内各州郡之间的贸易，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西域、天竺、大秦等国的商人纷纷前来江东通商，建康、京口等城市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枢纽。

晋人左思在《吴都赋》中描绘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正是孙权治理下江南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更值得称道的是孙权的开拓精神。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他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从章安出发，横渡海峡，抵达夷洲（今台湾）。这是历史上记载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第一次大规模官方接触，卫温等人在夷洲停留数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带回数千名土著居民，加强了两地的联系，也将台湾纳入了中原政权的管辖视野。

此外，孙权还派使者出使辽东、高句丽、日本等国，拓展了东吴的外交版图，让江南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 如果说曹操是北方的统一者，刘备是汉室的复兴者，那么孙权就是江南的开发者。他没有逐鹿中原的豪情壮志，却用脚踏实地的建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其历史贡献丝毫不亚于曹刘二人。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47岁的孙权在武昌称帝，国号吴，随后迁都建康，东吴进入鼎盛时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前半生英明神武的君主，在晚年却性情大变，陷入猜忌与偏执的泥潭，一手引发了“二宫之争”，让东吴朝堂陷入长达八年的混乱，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晚年的转变，始于储位之争。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病逝，年仅33岁。孙登是孙权精心培养的继承人，仁厚贤明，深得朝臣爱戴，他的去世让储位悬空。孙权随后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起初，孙权对两人同样宠爱，让他们居于同宫殿中，没有明确区分等级，这种模糊的态度，让朝臣们纷纷选边站队，逐渐形成了以陆逊、顾谭、吾粲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步骘、全琮、杨竺为首的鲁王党，“二宫之争”就此爆发。

这场党争很快从宫廷蔓延到朝堂，两派互相攻讦、诬告陷害，整个东吴官场陷入一片混乱。太子党中的顾谭、顾承因被全琮父子告发“增添功劳”，被流放交州；吾粲因多次上书为太子辩解，被孙权下狱处死；丞相陆逊也因坚决拥护太子，遭到孙权多次严厉斥责，陆逊“愤恚致卒”，享年63岁。

而鲁王党中的全寄、吴安等人，也因构陷太子、结党营私，成为孙权日后清算的对象。 孙权在党争中的表现，与早年的用人不疑判若两人。他既忌惮太子党势力过大，担心士族集团威胁皇权；又不满鲁王党咄咄逼人，害怕储位之争引发内乱。在这种矛盾与焦虑中，孙权的猜忌心日益加重，对大臣动辄杀戮，就连开国功臣的后代也未能幸免。

骠骑将军朱据因劝谏孙权善待太子，被贬为新都郡丞，后遭中书令孙弘诬陷杀害；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因引用晋献公骊姬之乱的典故劝谏，竟被满门抄斩。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废黜太子孙和，将其流放故鄣；赐死鲁王孙霸，诛杀全寄、吴安等鲁王党羽；改立年幼的七子孙亮为太子。这场持续八年的“二宫之争”，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东吴损失了大批栋梁之才，朝堂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心涣散，国力大幅衰退。

孙权晚年的沉沦，根源在于权力的腐蚀与守业的焦虑。作为东吴的开国皇帝，他深知创业不易，晚年面对子女争储、士族坐大的局面，既担心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旁落他人之手，又害怕重蹈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的覆辙。在这种恐惧与焦虑中，他逐渐失去了早年的清醒与包容，转而用残酷的手段清除异己，巩固皇权，却没想到适得其反，让东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外，晚年的孙权不再虚心纳谏，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也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孙权病逝于建康，享年71岁，谥号大皇帝。他留下的东吴，虽然仍占据江东半壁江山，但朝堂混乱，人才凋零，国力已大不如前。此后，东吴历经孙亮、孙休、孙皓三帝，朝政日益腐败，最终在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时代就此终结。

孙权的一生，他19岁临危受命，在内外交困中稳住江东；27岁主导赤壁之战，奠定三国鼎立格局；47岁称帝建吴，开创江东盛世；晚年却因猜忌偏执，亲手毁掉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他不是完美的英雄，却比完美的英雄更真实，既有“英人之杰”的远见与决断，也有普通人的贪婪与恐惧；既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