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北京城落了当年第一场雪,功德林监区传来消息:邱行湘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让他雀跃,反而令他沉默良久——十年关押,风雪、锄头、夜读,《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早被他唱成了往昔。监室窗外霜花爬满铁栅,他忽然想起年近九旬的老母亲,那张佝偻的背影像雪线一样在脑海里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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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前,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这批获释人员。短暂寒暄后,总理低声问他:“准备去哪里?”邱行湘只说:“回南京,先给娘磕头。”周恩来点头,说了一句:“老人家盼你很久。”十七个字,说得平静,却让邱行湘半夜睡不着——母亲盼了多少个日夜,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
腊月二十八,他坐上京沪线夜车。同行的陈长捷去上海,车厢里昏黄的油灯晃动,旧将彼此沉默。下了南京站,县里派车沿宁杭公路送他到溧阳,除夕前夜到县城,县委书记硬把他留下一顿酒席。第二天下午,他才背着帆布包踏上三十里土路。晚霞映在运河水面,他加快脚步,只盼赶在年三十的鞭炮声之前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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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油灯昏暗,八十五岁高龄的邱母黄氏卧于木床,已近失明。邱行湘扑到床前,哽咽:“娘,我回来了。”老人双手摸到那张熟悉却又多了沟壑的脸,只吐出两声“哦哦”,泪水顺着枯槁面庞滑落。天明之后,老太太三年来首次挪下床,席地捻佛珠近两个时辰,邻里爆竹声如雷,她纹丝不动,只轻声念佛,似在替儿子赎回迟来的孝道。
过大年,乡亲们来看热闹。人群里走进两位特殊客人——邱仁才、沈锁斌,这两个名字曾是邱家长工。如今他们腰杆挺直,衣着虽朴素,却不再补丁累累。他们说:“过去在你家吃饭是没办法,现在请你到我们家吃饭,我们痛快得很。”话语平淡,却胜过酒杯干尽。邱行湘听罢,忽地跪下,双膝扎进院子泥地,额头碰地三次:“以前对不住各位。”乡亲一阵错愕,继而七手八脚将他扶起,这一幕成了南渡公社茶余饭后的头条。
春节过后,他被安置到南京跃进制盒厂当工人,月薪六十元,二十元寄回老家。制盒厂距离明故宫旧机场不过数里,他自愿承包了一块荒地开垦。锄头落土,他常想起十二年前从同一片跑道飞赴洛阳的情景——那时是少将师长,如今是普通工人,却再没炮火与哀号。有人揶揄过他的卖力,他回一句:“劳动讨生活,比替蒋氏卖命痛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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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他已调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资翻番。同事热心介绍对象,他竟开口:“得同张小倩当年一样好看。”众人失笑,偏真给他寻到。经邱维达撮合,除夕前夜,五十四岁的邱行湘与三十岁出头的张玉珍领证,新房布置极其简单——一床棉被,两盏煤油灯,墙上贴着旧影相馆冲洗的大幅合照。有人取笑他晚婚,他回说:“迟到的日子也得过,关键要过得踏实。”
张玉珍带来两个孩子,他视若己出。制盒厂同事说他“转型快”,邱行湘笑:“娃娃肯叫我一声爸爸,就是缘分。”一九六五年春,张玉珍怀孕。五十九岁那年深秋,医院传来哭声,他抱起儿子,取名邱泽生,寓意“虎落平川也能再生”。后来户口登记时,张玉珍坚持改成“邱晓辉”——她说,虎也该有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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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后的日子并非一路平顺。六十年代后期,他曾被要求下农村支农。有人担心他吃不消,他拎起锄头就走,笑言:“功德林练就的腰板还没老。”肺部旧疾偶有咳血,厂医诊断疑似早期肺癌,组织给他住院治疗,最终被确诊为良性问题。病房的窗子朝南,总能看见紫金山,他在病床上写下“昔日飞扬尘与火,今朝守得菜花黄”十个字,自嘲“退潮浪花也能开”。
一九六四年,全国政协组织江南参观团来到他家,末代皇帝溥仪、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皆在列。茶桌旁,沈醉谈及曾误听杜聿明被毙的传闻,众人一笑而过。场面热闹却无喧哗,人人清楚此行是为了统一事业。那天夜里,邱行湘写日记:昔日枪对枪,今日肩并肩,世事难料,但理想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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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邱行湘病逝南京,享年八十九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双当年给长工下跪时穿的旧布鞋依旧保存在衣柜角落,鞋底已磨得发亮,边沿却缝得整整齐齐,似乎时时提醒后辈:改过,并非一句话,而是一双鞋一步步走出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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