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在苏联时，和同学们的珍贵合影，贺子珍英气十足五官漂亮

1938年初的莫斯科还被厚雪包裹，东方大学四层的小暗室里却挤满了年轻人，他们正在冲洗一张刚拍完不久的合影——画面中央的中国女学员神情自信，眉眼分明，这便是28岁的贺子珍。谁都没想到，这张看似普通的留影后来成了研究者探究她苏联岁月的重要物证。

把镜头往前推几个月。1937年冬，西安办事处接到一个特别请求：一位身怀旧伤的女干部要去莫斯科接受手术。外事工作人员记录下她的坚持，“无论多远，去看看还能不能把弹片拿掉。”毛泽东随后打来的电报语气诚恳，但依旧劝她再缓一缓。她谢过好意，选择踏上北上的飞机。

抵达莫斯科后，医生用俄语向她解释，“弹片已与肌肉融合，动刀风险极大。”一旁的翻译补了一句，“手术意义不大。”贺子珍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知道。”诊室外寒风呼啸，玻璃窗微颤，她却像是突然轻松了——至少答案已经明确。

身体问题未能解决，她把注意力转向课堂。东方大学每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国际法、世界革命史、俄语听说练习轮番上场。她带着新生不久的幼子柳瓦，在课间的石质长廊里来回穿梭。男同学感叹：“这个来自江西的姑娘，劲头比北方风还硬。”

遗憾的是，6个月大的柳瓦突发肺炎离世，消息如同冷枪，击穿她的意志。她抱着襁褓久久不肯撒手，护士劝道：“同志，孩子需要安息。”她却只是哑声重复，“再抱一会儿。”后来，毛泽东托人送来李敏，也正是女儿的到来让她慢慢走出阴影。

课余时间，贺子珍常带李敏去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雪地上，孩子踩出大片脚印，她默默数着：一、二、三……偶尔也会把毛岸英、毛岸青一同带上。几个孩子自制小雪橇，她在一旁检查衣扣是否扣紧。和战火中孤身飘零的早年相比，此刻的她更像普通母亲。

1940年春，那张著名的合影诞生：背景是东方大学白色外墙，左侧站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右侧是一排苏联和蒙古学员，李敏被她轻轻揽在怀里。相片洗出后，同学们围在一起打趣，“你这一脸英气，根本看不出带过六个孩子。”贺子珍笑了笑，没有解释。

不过，新的冲击很快出现。一次晚间读报，她在列宁图书馆读到国内报纸上的一句话：“毛泽东与其夫人……”。那一刻纸张仿佛滚烫，她合上报纸，独自返回宿舍。有人听见宿舍门轻轻关上，之后的走廊久久无声。第二天，她照常出现在俄语课堂，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1944年，她的旧伤突然加剧，被送进精神疗养院。一纸诊断书写着“战争外伤伴随的重度神经衰弱”。幸好，王稼祥夫妇一年后抵莫，一番周折把她转出，并安排疗养。临别时，王稼祥的妻子对她说：“回家的船票给你留着。”她点头，眼里闪过少见的亮光。

1946年夏天，回国手续办妥。临登车前，她把那张合影小心放进行李夹层，然后牵着李敏迈上列车。火车缓缓启动，车窗外的俄语呼喊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南去的铁轨节奏。一位同行学员问她还打算再求医吗？她摇头，“弹片留着吧，不妨碍。”话音不高，却格外坚定。那张雪中合影随她一起回到祖国，成为她峥嵘岁月最直观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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